在格莱美63年历史中，鲜有艺术家像坎耶·韦斯特这般，既频繁登顶领奖台，又持续挑战其权威体系。2015年《Only One》落选年度歌曲后，坎耶在社交媒体炮轰“格莱美已死”，揭开了双方矛盾公开化的序幕。这种冲突在2020年达到顶点——他拒绝配合唱片公司提交《Jesus Is King》参评，并制作纪录片揭露评奖流程的“系统性歧视”。
格莱美组委会前成员莎拉·威尔逊透露：“坎耶曾连续三年要求与评审委员会对话，主张增加嘻哈类奖项比重。他甚至在2018年带着未发布的《Yandhi》样片闯入评审会议，试图用未完成作品证明创作过程的艺术价值。”这种打破常规的举动虽未被采纳，却促使格莱美在2021年宣布取消提名委员会保密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坎耶对格莱美的影响远超奖项本身。他为颁奖礼设计的沉浸式舞台——如2011年与丁日（Justin Bieber）共同演出的悬浮金字塔、2019年《Sunday Service》合唱团的露天表演——重新定义了音乐盛典的视觉标准。即便在抵制期间，他仍通过Yeezy品牌与格莱美达成服装赞助合作，展现商业智慧。
音乐产业分析师马克·汤普森认为：“坎耶与格莱美的拉锯战，本质是流媒体时代艺术家话语权重构的缩影。他既需要奖项背书商业价值，又要维护反体制形象，这种双重性正在催生新的行业规则。”随着格莱美逐步增加多元化评审，坎耶的激进策略或许正在悄然改变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