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我们即将初中毕业了，就在我们即将离开学校之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派出工作组到我们成都来招工，据说当时云南和四川两省劳动部门达成协议，将分别从成都和重庆(当时重庆属于四川)招大批知识青年去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记得当时云南招工团在学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着重介绍去农场比去农村插队落户要好得多，还有边疆美丽的景色，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等，一下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头衔，知青去农场有工资有集体宿舍，吃饭有伙房，这样的条件比下乡插队要好很多，也特别令我们心动。

看到这些，不少家长和同学都有点动心了，大家都觉得既然要下乡，就不如去云南支边，兵团组织纪律严明，最主要的是吃住有保障。

最终，在学校及班主任老师的宣传鼓舞下，我们班也掀起了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报名热潮，全班差不多有一半的男女同学报名，按照招工人员的授意，男女生报名比例保持了平衡，目的是为今后扎根边彊创造条件。
经过招工团队紧张的政审挑选，我们学校赴云南支边名单也很快张榜公布了，没有特殊原因的同学，悉数得以顺利通过。

马上就要远赴云南了，每一位同学的家长都倾其所有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了被褥、衣物和生活用品，条件好的家庭还为自己的孩子买了很多食品，准备下了零花钱。一切准备就绪，也就到了出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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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间是1971年3月23日，那天，成都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每一位家长的眼中都满是担忧与不舍，反复叮嘱自家的孩子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注意安全。千言万语，都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的牵挂和关爱。

下午三点多，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顿时一片哽咽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车厢里的同学们也都抹起了眼泪，哽咽声哭泣声连成一片。满载支边青年的列车驶出了城区，车厢里才渐渐平静下来，那些还不知道忧愁的青年学生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经过漫长的旅程，火车抵达了昆明。在昆明住宿一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这座春城的风光，我们又坐上了开往滇西的大卡车。大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颠簸前行，车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城市逐渐变成了连绵的山峦和茂密的森林。道路崎岖不平，每一次颠簸都让人心惊胆战。随着车辆深入滇西，空气变得愈发湿润，亚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滇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潞西县，一部分同学留在了遮放农场，一部分同学去了距离市区二十多公里远的弄坎农场。

当时的遮放农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 我们美其名是兵团战士，实际上就是农场工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砍坝烧荒栽种橡胶树，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力流汗。

潞西农场坐落在群山密林中，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新栽种的橡胶林交织在一起。初到农场，我们被被眼前壮丽的自然景色所震撼，但很快，现实的困难就摆在了面前。居住的地方是简陋的茅草屋，屋顶漏雨，墙壁透风。睡的是简易的竹竿架子床，吃饭虽然有食堂，可饭菜饭简单粗糙，简直是难以下咽。

安顿下来，经过短暂的学习和军训，我们就投入到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了。

不管是砍坝烧荒还是挖树穴（栽种橡胶树的树坑），劳动量都很大，我们真的是很难适应这么艰苦的生活环境。刚到农场的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时常能听到女生的哭泣声。

然而，生活再苦，生产劳动再艰难也只能顽强面对，因为除了顽强面对，别无选择。

每天天刚亮，起床的哨声就吹响了，早操、洗漱、吃饭，紧接着就是上工砍坝烧荒挖树穴，天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天天都是难以下咽的伙食，天天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又西坠云海，最令我们期盼的就是每月一次的改善伙食，那个年代，一个月能吃上几片肥肉，也算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天天在炽热的阳光下，他挥舞着砍刀锄头，铲除杂草，伐树砍树，汗水湿透了衣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但我们只能咬牙坚持，因为抱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成都青年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着属于我们的奋斗篇章，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信仰—屯垦戍边，巩固南疆，使命肩上扛，为国种橡胶。

经过了三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云南的生活习惯，也渐渐适应了农场艰苦繁重的生产劳动，看着我们亲手栽下的橡胶树苗一天天长高长大，我们心里的那种自豪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1974年下半年，上级撤销了我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制，我们所在连队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工人。也是那年秋天，我被抽调到分场一个偏远的小学当了老师。

所谓的小学，就是几间简陋的草棚和几十名学生，我来学校任教时，学校有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她是六十年代随同父母从保山农村来到遮放农场的，当年十八岁，已在学校教书快两年了。林老师很热情也很善良，她知道我之前没有教书经验，就主动告诉我怎样给学生上课，怎样备课，怎样给学生批改作业。在林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我才慢慢熟悉了教书流程，站在讲台上也轻松自然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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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分场小学规模很小，一共三个年级，三个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五十人。林老师教一二年级的学生，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林老师说三年级的学生听话，让我教三年级的学生。林老师家离学校不远，她在家吃住。我们生产小队离分场小学太远，我只好住在学校里，一日三餐也在学校吃。

我教的三年级一共十七名学生，有几名学生还不是我们农场的子弟，他们是附近村寨的孩子。孩子们都很听话，来到学校先把教室里打扫干净，还帮我抬两桶水放到办公室里。附近村寨的那几个学生来上课的时候，不是给我送香蕉、木瓜就是给我送鸡蛋，但凡有点好吃的，学生们都会想到老师，就连我吃的蔬菜，都是学生从家里拿来的。

林老师对我也特别好，空闲时间经常帮我烧饭洗碗，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带到学校来，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林老师。

记得是1977年秋天，学校扩建教室，我和林老师还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都去山上割茅草苫房顶。那天割茅草的时候，我不小心割破了手，林老师急忙用她的手绢帮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学校，还拉着我去卫生室让卫生员帮我消毒处置伤口。就是从那天起，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淳朴善良又漂亮的林老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林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们一起计划着未来，希望能早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一起为农场的教学工作做贡献，在农场扎根，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生。

可有些事情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1979 年春天，就在我准备和林老师领取结婚证的时候，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如同三月春风，吹遍了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在农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我对这片生活了八年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我青春的回忆和奋斗的足迹，还有我深爱的林老师。另一方面，我也思念着远方的家乡和亲人，我也很想回成都。

一晃就是一个月，就在我终于下定决心和林老师登记结婚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我父母发来的加急电报，让我火速办理回成都的手续，回去接我母亲的班进邮电局工作。

林老师看我左右为难，就难受地对我说：“刘老师，要不你就回成都吧，你的父母都在成都，毕竟城里要比农场的生活条件好，我不能……”

看看同学们接二连三都陆续回城了，紧接着我又收到了父母追加的加急电报，我扎根农场一辈子的决心开始动摇了，最终还是现实打败了爱情，我决定放弃和林老师结婚的打算回成都。

5月的一天，我拿到了返城手续，也可以回家了！那天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后，我将自己购买的作业本，铅笔，橡皮等文具分别送给每个学生，然后难受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老师就要回成都了，不能继续给你们上课了，希望你们以后听林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同学们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一名女学生眼含泪水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回成都？我们舍不得你走……”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呀？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眼含泪水像逃跑一样走出了教室，我听到了教室里学生的哭泣声。

离开农场的那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仿佛也在为我的离去而伤感。林老师和同学们送我到分场场部，帮我把行李装上了农场开往县城的拖拉机。拖拉机启动的刹那间，学生们的哭喊声令我心碎，我不敢直视在掩面而泣的林老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趴在自己的行李上呜呜痛哭起来。

回到成都后，我心里难受了很久，也很愧疚，曾经和林老师海誓山盟，最终我却没能信守扎根农场一辈子的誓言。每当想起淳朴善良的林老师，每当想起农场小学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

离开滇西以后，我再也没回去过，因为我无颜再见林老师，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一片真情，今生今世，我永远对她心存感激，也永远对她心存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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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几十年的时间似乎就在转眼间，当年的我们已步入了老年，我们的子女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有着美好的生活。每当回忆起在遮放农场的那段岁月，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也会涌起一阵阵忧伤和愧疚。林老师，你生活得好吗？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刘晓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