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我们即将初中毕业了，就在我们即将离开学校之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派出工作组到我们成都来招工，据说当时云南和四川两省劳动部门达成协议，将分别从成都和重庆(当时重庆属于四川)招大批知识青年去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记得当时云南招工团在学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着重介绍去农场比去农村插队落户要好得多，还有边疆美丽的景色，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等，一下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头衔，知青去农场有工资有集体宿舍，吃饭有伙房，这样的条件比下乡插队要好很多，也特别令我们心动。

看到这些，不少家长和同学都有点动心了，大家都觉得既然要下乡，就不如去云南支边，兵团组织纪律严明，最主要的是吃住有保障。

最终，在学校及班主任老师的宣传鼓舞下，我们班也掀起了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报名热潮，全班差不多有一半的男女同学报名，按照招工人员的授意，男女生报名比例保持了平衡，目的是为今后扎根边彊创造条件。
经过招工团队紧张的政审挑选，我们学校赴云南支边名单也很快张榜公布了，没有特殊原因的同学，悉数得以顺利通过。

马上就要远赴云南了，每一位同学的家长都倾其所有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了被褥、衣物和生活用品，条件好的家庭还为自己的孩子买了很多食品，准备下了零花钱。一切准备就绪，也就到了出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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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间是1971年3月23日，那天，成都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每一位家长的眼中都满是担忧与不舍，反复叮嘱自家的孩子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注意安全。千言万语，都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的牵挂和关爱。

下午三点多，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顿时一片哽咽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车厢里的同学们也都抹起了眼泪，哽咽声哭泣声连成一片。满载支边青年的列车驶出了城区，车厢里才渐渐平静下来，那些还不知道忧愁的青年学生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经过漫长的旅程，火车抵达了昆明。在昆明住宿一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这座春城的风光，我们又坐上了开往滇西的大卡车。大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颠簸前行，车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城市逐渐变成了连绵的山峦和茂密的森林。道路崎岖不平，每一次颠簸都让人心惊胆战。随着车辆深入滇西，空气变得愈发湿润，亚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滇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潞西县，一部分同学留在了遮放农场，一部分同学去了距离市区二十多公里远的弄坎农场。

当时的遮放农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 我们美其名是兵团战士，实际上就是农场工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砍坝烧荒栽种橡胶树，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力流汗。

潞西农场坐落在群山密林中，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新栽种的橡胶林交织在一起。初到农场，我们被被眼前壮丽的自然景色所震撼，但很快，现实的困难就摆在了面前。居住的地方是简陋的茅草屋，屋顶漏雨，墙壁透风。睡的是简易的竹竿架子床，吃饭虽然有食堂，可饭菜饭简单粗糙，简直是难以下咽。

安顿下来，经过短暂的学习和军训，我们就投入到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了。

不管是砍坝烧荒还是挖树穴（栽种橡胶树的树坑），劳动量都很大，我们真的是很难适应这么艰苦的生活环境。刚到农场的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时常能听到女生的哭泣声。

然而，生活再苦，生产劳动再艰难也只能顽强面对，因为除了顽强面对，别无选择。

每天天刚亮，起床的哨声就吹响了，早操、洗漱、吃饭，紧接着就是上工砍坝烧荒挖树穴，天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天天都是难以下咽的伙食，天天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又西坠云海，最令我们期盼的就是每月一次的改善伙食，那个年代，一个月能吃上几片肥肉，也算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天天在炽热的阳光下，他挥舞着砍刀锄头，铲除杂草，伐树砍树，汗水湿透了衣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但我们只能咬牙坚持，因为抱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成都青年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着属于我们的奋斗篇章，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信仰—屯垦戍边，巩固南疆，使命肩上扛，为国种橡胶。

经过了三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云南的生活习惯，也渐渐适应了农场艰苦繁重的生产劳动，看着我们亲手栽下的橡胶树苗一天天长高长大，我们心里的那种自豪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1974年下半年，上级撤销了我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制，我们所在连队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工人。也是那年秋天，我被抽调到分场一个偏远的小学当了老师。

所谓的小学，就是几间简陋的草棚和几十名学生，我来学校任教时，学校有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她是六十年代随同父母从保山农村来到遮放农场的，当年十八岁，已在学校教书快两年了。林老师很热情也很善良，她知道我之前没有教书经验，就主动告诉我怎样给学生上课，怎样备课，怎样给学生批改作业。在林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我才慢慢熟悉了教书流程，站在讲台上也轻松自然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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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分场小学规模很小，一共三个年级，三个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五十人。林老师教一二年级的学生，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林老师说三年级的学生听话，让我教三年级的学生。林老师家离学校不远，她在家吃住。我们生产小队离分场小学太远，我只好住在学校里，一日三餐也在学校吃。

我教的三年级一共十七名学生，有几名学生还不是我们农场的子弟，他们是附近村寨的孩子。孩子们都很听话，来到学校先把教室里打扫干净，还帮我抬两桶水放到办公室里。附近村寨的那几个学生来上课的时候，不是给我送香蕉、木瓜就是给我送鸡蛋，但凡有点好吃的，学生们都会想到老师，就连我吃的蔬菜，都是学生从家里拿来的。

林老师对我也特别好，空闲时间经常帮我烧饭洗碗，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带到学校来，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林老师。

记得是1977年秋天，学校扩建教室，我和林老师还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都去山上割茅草苫房顶。那天割茅草的时候，我不小心割破了手，林老师急忙用她的手绢帮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学校，还拉着我去卫生室让卫生员帮我消毒处置伤口。就是从那天起，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淳朴善良又漂亮的林老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林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们一起计划着未来，希望能早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一起为农场的教学工作做贡献，在农场扎根，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生。

可有些事情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1979 年春天，就在我准备和林老师领取结婚证的时候，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如同三月春风，吹遍了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在农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我对这片生活了八年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我青春的回忆和奋斗的足迹，还有我深爱的林老师。另一方面，我也思念着远方的家乡和亲人，我也很想回成都。

一晃就是一个月，就在我终于下定决心和林老师登记结婚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我父母发来的加急电报，让我火速办理回成都的手续，回去接我母亲的班进邮电局工作。

林老师看我左右为难，就难受地对我说：“刘老师，要不你就回成都吧，你的父母都在成都，毕竟城里要比农场的生活条件好，我不能……”

看看同学们接二连三都陆续回城了，紧接着我又收到了父母追加的加急电报，我扎根农场一辈子的决心开始动摇了，最终还是现实打败了爱情，我决定放弃和林老师结婚的打算回成都。

5月的一天，我拿到了返城手续，也可以回家了！那天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后，我将自己购买的作业本，铅笔，橡皮等文具分别送给每个学生，然后难受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老师就要回成都了，不能继续给你们上课了，希望你们以后听林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同学们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一名女学生眼含泪水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回成都？我们舍不得你走……”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呀？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眼含泪水像逃跑一样走出了教室，我听到了教室里学生的哭泣声。

离开农场的那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仿佛也在为我的离去而伤感。林老师和同学们送我到分场场部，帮我把行李装上了农场开往县城的拖拉机。拖拉机启动的刹那间，学生们的哭喊声令我心碎，我不敢直视在掩面而泣的林老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趴在自己的行李上呜呜痛哭起来。

回到成都后，我心里难受了很久，也很愧疚，曾经和林老师海誓山盟，最终我却没能信守扎根农场一辈子的誓言。每当想起淳朴善良的林老师，每当想起农场小学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

离开滇西以后，我再也没回去过，因为我无颜再见林老师，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一片真情，今生今世，我永远对她心存感激，也永远对她心存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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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几十年的时间似乎就在转眼间，当年的我们已步入了老年，我们的子女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有着美好的生活。每当回忆起在遮放农场的那段岁月，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也会涌起一阵阵忧伤和愧疚。林老师，你生活得好吗？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刘晓明老师）

作为一名云南水利兵团的战士，当时我是以社会青年的名义到云南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的，那年我二十二岁。因为当时连队有规定，兵团战士不许谈恋爱，我这个大龄青年深受其害，等上级撤销了我们所在连队的兵团建制以后，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再想谈恋爱，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后被安置到上海重型机械厂当了工人，不到一年就被提拔重用。1969年的春天，因为我的责任，导致了一场事故，给我们班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被单位除名，成了社会青年，热恋一年的女朋友也离我而去。

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正处在风口浪尖，我被单位除名后很难再找到理想的工作，街道干部看我在家待业几个月了，就上门做工作，希望我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不能总在家吃闲饭。听说去云南水利二团月月都发工资，还属于兵团建制发军装，我就填写了报名表，很快就接到了相关部门下发的批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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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下旬，我和一大批初中毕业生及部分高中生乘坐火车离开了上海，火车到达云南昆明后，我们在云南大学住宿两晚，做了短暂的休整，然后乘坐解放牌拖挂卡车继续前行，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南下，总共历时十一天，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的勐腊县城。

在勐腊县城短暂停留，开过欢迎大会后，我们几十名上海青年被分派到勐腊水利二团，大家分乘两辆卡车来到了南腊河沿岸的连队驻地。看着那几排简陋的草棚，看看周围的荒芜和苍凉，好几名女青年坐在卡车上呜呜痛哭，她们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哭喊着要回上海，连队指导员劝了半天，她们才不情愿地从卡车上跳了下来。

我们男生和老战士（之前到达的战友）先帮女生把行李搬到草棚里，然后又把我们自己的行李搬到指定的宿舍。所谓的宿舍，就是用竹竿和茅草搭建的草棚，草棚四周透风透亮，透过顶棚能看到天空的白云和星星。我们睡的床铺也是用鲜竹竿和湿树木搭建的架子床，有的木桩上还能看到青青的叶子。

住宿条件这么差，生活条件这样艰苦，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即便如此，我们也无力改变，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好在连长指导员对我们新来的战士都特别关爱，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还让老战士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去山上砍竹子割茅草，为后续到达的新战友搭建营房。

到了第二年夏天，又陆续来了两批上海的青年学生，我们连队的人员也就到齐了。全连的战友中，除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和几名排长还有炊事班长（当地傣族人），我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了，张指导员就让我担任一排三班的班长，还称呼我老陈（我姓陈）。

当时我们水利二团的任务是修建引水渠，因为施工地点在南腊河大树脚附近，所以叫大树脚引水工程。工程开工以后，我们全体战士都要起早贪晚奋战在工地上，真的是两头不见太阳，午饭都要送到工地现场。那种苦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和煎熬。好在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几岁，又在工厂工作了三年，那种苦累我还还是能承受的。

连队当时实行的军事化管理，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轮流站岗（值夜班）。通常是一个战士上半夜站岗，另一个战士下半夜站岗，全连战有轮流值班。又轮到我们班值班的日子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我正酣睡，值完上半夜班的同伴推醒我说：“陈哥，快起来，轮到你站岗了。”揉着惺忪的眼睛，打着呵欠，我不紧不慢地起床走向草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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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是半阴天，月亮时而躲在厚厚的云层里，连队的几幢草房孤零零的竖立在南腊河岸边，四周都被黑黝黝的大山阴影所掩没，寂静的夜晚只有湍急的南腊河水在流淌。我一个人还没走到哨岗，忽然听到了一个女生痛苦的呻吟声。

我惊觉地问了一句：“谁？口令！”“三排！”对方回答道。原来她是我们连炊事班的吴玉梅，她肚子疼得厉害，因为是半夜，不好意思去找卫生员，又怕影响别人休息，她就来到宿舍外面痛苦地呻吟。我赶忙回到宿舍，把刚下岗的那位战友叫醒替我去站岗，我小跑着叫来了卫生员。

就是因为那次我帮助了吴玉梅，她挺感激我的，我俩交往的也就多了一些。每次到伙房打菜的时候，她都会多给我打一点，眼尖的战友发现了倪端，私下里自然会议论一番，说我和吴玉梅谈恋爱了。

其实，吴玉梅也是一名初中毕业生，她的个子比别人高一点，当时只有十七岁，尽管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可我俩还真不是大家猜测的那样，根本就没往感情这方面想过。

过了不几天，张指导员就找我谈话，重申兵团战士不准谈恋爱的纪律要求，还说这次算作警告，不作公开批评。可在早会上，连长又提及此事，虽然没有点名，但战友们基本都知道说的就是我和吴玉梅。当时我都二十三岁了，我姑家的表弟都结婚了。

之后的日子里，吴玉梅见了我都不敢跟我吱声，我也不好意思跟她打招呼了，我俩简直形同陌路，咫尺天涯了。吴玉梅轮值在伙房打饭打菜的时候，我就让战友帮我打饭打菜，我就像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连面都不敢见了。

转眼就到了1974年秋天，苦战了四年多，我们顺利完成了大树脚引水工程的建设任务，上级随即撤销了水利二团的兵团建制，我们水利二团的兵团战士都被合并到勐腊农场，成了农场工人。

到了农场后，农场的要求不像在兵团时那么严格了，特别是婚恋这一块，只要你不犯错误，农场绝对不干涉，还鼓励我们恋爱结婚，尽早解决婚姻问题。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当年我们连队的那些女战友早都名花有主了，在连队时，她们就都偷偷恋爱了，真没想到，她们的地下工作做的这么好，张指导员那么敏感的神经，竟然没发现大家的地下恋情。

转到农场的第二年秋天，吴玉梅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回上海读书了，回上海时，她从二分场专程来和我道别，我俩虽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也没分到同一个农场，但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一直保持着联系。转成农场工人后，我也有过和吴玉梅轧朋友的想法，只是一想到我比她大五六岁，我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看农场的工友都有了女朋友，不光我着急，我们队长也替我着急，他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对象，可人家都嫌我年纪大，一个也没成。我的年龄大了，想找一个女朋友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我的婚姻问题亮起了红灯，我也做好了打光棍的思想准备。可我的父母都急得不得了，我找不到女朋友，他们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休息时间，有对象的工友都去镇上或县城逛逛，我没有女朋友，也不好意思跟大家一起出去，就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学习，我把高中课程又从头到尾复习了一遍。

恢复高考后，我信心满满地参加了高考，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在美丽的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生活奋斗了九年，我又回到了令我日思夜想的大上海，回到了父母身边，踏进了高校的大门，圆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回到上海的第二年，我竟然在我们学校大门口奇迹般地遇到了三年多没见面的吴玉梅，吴玉梅再有不到一年就要毕业了，她说听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后，她好几次到学校打听我，没想到竟然在校门口相遇了。

没费任何周折，我就和吴玉梅确定了恋爱关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经委工作，不久就和吴玉梅领取了结婚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年我三十五岁，吴玉梅二十九岁。在我的同学、战友、工友和亲属之间，我算是结婚最晚的一个，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也就打光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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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回忆起在水利二团的兵团生活往事，我心里还很感慨也很感动，感谢战友们和连长指导员的关爱和帮助，也祝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快乐！生活幸福！期盼着和战友们欢聚2025，共叙友情。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陈恩平老师真情讲述）

知青岁月：旅途中偶遇多年前送人的亲生女儿，他夫妻俩该怎么办

罗大姐是一位老知青，她的名字叫罗小妹，曾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生活了十年。知青大返城时，罗小妹和她丈夫把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送给了农场的一位工友，这件事成了罗大姐夫妻俩心中永远的伤痛和牵挂。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罗大姐含泪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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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大姐回忆，1969年春天，她和几名要好的初中同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农场，成了农场工人。第二年3月份，农场改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又成了一师一团下属连队的兵团战士。虽然成了兵团战士，兵团并没有给他们配发枪支，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天天在山上砍竹子，刨挖树穴，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力流汗。唯一的改变，就是连队对大家的要求更严格了，还制定了十几条规章制度。

那时的生活条件很差，住的是简易的草棚，吃的是盐巴汤泡饭，青菜肉类平时很少见到，半个月才能改善一次伙食。吃肉，成了大家做梦都想的事情。伙食不好，再加上生产任务重，罗小妹他们吃了不少苦头。

一晃就到了1974年9月份，上级撤销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制，罗小妹所在连队又恢复了以前农场建制，之前连队的兵团战士又成了农场工人。

恢复农场建制以后，农场的规章制度不像兵团时那样严格了，男女青年也允许自由谈恋爱了。当时罗小妹已经二十二岁了，正是女孩子情窦初开、情愫暗生的年龄，她也渴望得到爱情。

黄秉亮也是同兴中学的学生，他虽然和罗小妹不是同班同学，但两个人在学校时就很熟悉并互生好感，要不然的话，他俩也不会选择一起到景洪农场当知青。来到景洪的这几年里，黄秉亮默默给予了罗小妹很多关爱和帮助，两次回重庆探亲，两人也是一起结伴同行。当时兵团虽然不让谈恋爱，可其他人还是看出了他俩的关系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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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夏天，罗小妹和黄秉亮的恋情就公开了，每天晚饭后，两个人就会到小溪边或操场上散步，去谈情说爱，看一对小情侣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工友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1977年冬季回重庆探亲过春节，罗小妹和黄秉亮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就举办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黄秉亮的父母说两个孩子年龄都不小了，希望两个孩子尽快完婚。因为罗小妹和黄秉亮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结婚登记，他俩在重庆无法领取结婚证，只能回农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回到景洪，过了阴历的二月初二，罗小妹和黄秉亮领取了结婚证，两个人虽然没举办婚礼，但他俩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那年夏天，罗小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和黄秉亮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他们分队的卫生员周玉梅大姐，让她帮着拿主意。周玉梅是六十年代初从湖南祁东来到景洪农场的，已在农场当了十年的卫生员，上海知青和重庆知青都把周玉梅大姐当成了知心姐姐。

周玉梅帮罗小妹做了妇检，得知两人已经领取了结婚证，就建议他俩把孩子生下来。罗小妹和黄秉亮犹豫了好久，还是听从了周玉梅的建议，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还没在老家举办婚礼，罗小妹也不好意思把自己怀孕的事情告诉父母。

1979年1月10日，罗小妹生下了一个女儿，是周玉梅大姐帮她接生的。可能是怀孕期间营养不良，孩子很弱小，出生时体重还不到五斤。黄秉亮问罗小妹，要不要把生娃的事情写信告诉父母，罗小妹说等满月后再写信吧，免得父母牵挂。

过了十几天，上级就下发了通知，愿意继续留在农场的知青，农场将尽力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不愿留在农场的，可以返回原籍。

第一时间，上海知青、北京知青和四川知青都争先恐后地到相关部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和粮食关系转移手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罗小妹他们所在的分场小队已有三分之二的知青离开了农场，农场宿舍一下子就空了大半，平日里热热闹闹的农场就如退潮的沙滩，顿时宁静下来，还没离开农场的知青也在忙着办理回城手续。看看大家都回城了，罗小妹和黄秉亮心里也着急，当时娃儿的户口还没落上，他俩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罗小妹和黄秉亮准备给女儿落户口的时候，黄秉亮突然接到了父母发来的加急电报，让他和罗小妹尽快办理回城手续。当时黄秉亮担心回到重庆娃儿的户口不好落，罗小妹也有这个担心，因为他们分场小队就有一对上海夫妻，也是因为有了孩子，一直没敢办理回城手续，就是担心回到上海不好落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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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亮和罗小妹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了，就去找周玉梅大姐，让她帮着拿个主意。周大姐说要是回重庆不好落户，干脆就留在农场吧，农场开始割胶了，也不用上山刨挖树穴了，以后农场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可黄秉亮不想留在农场，他想回到父母身边去。周玉梅大姐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说让他俩把孩子带回重庆再说，到时候自然会有解决的办法。黄秉亮却说到时万一不给落户，可就难办了。

过了两天，黄秉亮听二分场的一个朋友说，有一对北京知青为了回城，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人了。黄秉亮把这事告诉了罗小妹，罗小妹说娃儿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舍不得。

到了3月末，黄秉亮他们分场小队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一排排宿舍人去屋空，被主人抛弃的几只狗天天到他们宿舍门口摇着尾巴乞讨吃食。最终，黄秉亮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娃儿送人寄养，他带着罗小妹回重庆。

罗小妹虽有万般不舍，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抱着女儿来找周玉梅大姐。周玉梅大姐劝了几句，看他俩主意已定，就对他俩说：“我弟弟结婚快三年了，弟妹还没怀上孩子，他俩倒是想领养一个孩子。不过你俩得想好了，以后不许回来和孩子相认。”

罗小妹犹豫了一下，就点头同意了。黄秉亮也点头表示同意，他说以后绝对不会和娃儿相认。

周玉梅大姐的弟弟叫周庆生，是分场小队的拖拉机驾驶员，人很好，黄秉亮和罗小妹都跟周庆生熟悉。周庆生的媳妇也是湖南祁东人，叫陈瑛，陈瑛也很淳朴善良，把娃儿交给这样的人家抚养，黄秉亮和罗小妹也放心。

周庆生小两口把孩子抱走后，回头给罗小妹送来了一百二十块钱，还送来一些木耳两斤茶叶。罗小妹只收下了木耳和茶叶，又加上六十块钱和那一百二十块钱一起送了回去，她说这钱我们不能要，我们要是收下这些钱，就等于是把孩子给卖了。这六十块钱，你们给娃儿买点奶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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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黄秉亮和罗小妹办理好了回重庆的手续，离开景洪时，罗小妹又跑到周庆生家，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哭了半天才依依不舍地坐上了拖拉机，周庆生驾驶拖拉机把黄秉亮和罗小妹送到了景洪汽车站。

回到重庆，办理好落户手续，工作也得到了妥善安置，黄秉亮就和罗小妹举办了婚礼，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一切都安顿下来了，罗小妹开始想念留在西双版纳的女儿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会一个人默默流泪，思念亲生女儿的那种痛苦滋味，别人是无法理解的。她也很后悔和自责，后悔不该把娃儿送人。

一年后，罗小妹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她才渐渐淡忘了留在西双版纳的女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罗小妹时常会买一些衣物寄给西双版纳的女儿。每当想起留在西双版纳的女儿，罗小妹心里就特别难受，就像刀子剜心一样。她一直为自己的这个错误决定感到愧疚和自责。

退休后，黄秉亮和罗小妹去了一趟景洪，他夫妻非常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到了景洪才知道，周庆生多年前就意外去世了，他驾驶的拖拉机被一辆货车撞翻了，周庆生的养女考上了云南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昆明，周庆生的媳妇陈瑛也去了昆明，和养女一起生活。

从西双版纳回到重庆后，黄秉亮和罗小妹心里非常难受，为好人周庆生感到惋惜，也替自己的女儿难过。

去年国庆节，黄秉亮和罗小妹去昆明游玩，他们之所以选择去昆明旅游，就是因为他们亲生女儿就生活在昆明。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路过春城公园门口的时候，罗小妹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罗小妹，是小妹吗？”对视了半天，罗小妹也没想起这个人是谁。那人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哽咽着说：“小妹，你真的不认识我啦，我是景洪农场的陈瑛……”

看着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姐，罗小妹扑上去，紧紧搂住陈瑛，呜呜痛哭。两人哭够了，陈瑛才擦掉脸上的泪水，对身边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周小蕙，快来，这位就是重庆的罗阿姨，就是给你寄新衣服的罗小妹阿姨。这位是你的黄叔叔，罗阿姨和黄叔叔是一家人。”陈瑛拉过身边的那位中年妇女，介绍完罗小妹，又介绍黄秉亮。周小蕙很礼貌地喊了一声罗阿姨，又叫了一声黄叔叔。

周小蕙眼睛长得像黄秉亮，脸蛋长得像罗小妹，无容置疑，眼前的周小蕙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罗小妹强忍着泪水，仔细打量着周小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秉亮掏出纸巾，转过脸去偷偷抹眼泪。

过了一会，陈瑛又说起了周庆生，提起自己丈夫的不幸遭遇，陈瑛呜呜痛哭。

周小蕙家就住在昆明三中附近，陈瑛硬是拉着罗小妹夫妻俩来到了家中，也见到周小蕙的丈夫和周小蕙的儿子。在周小蕙家吃过午饭，罗小妹和黄秉亮就借故离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这种痛苦谁能理解呀。

分别的时候，陈瑛加了罗小妹的微信，还把家里的好烟好茶塞进了黄秉亮的旅行箱里。陈瑛和周小蕙一直他俩送到小区门外，才挥手道别。看周小蕙和陈瑛并肩回去了，罗小妹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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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陈瑛经常和罗小妹聊天，但她始终不说周小蕙的事情，只字不提让他们和女儿相认的事情。罗小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是维持现状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呢？还是捅破窗户纸和女儿相认啊？到底该怎么办呀？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吧，也算帮罗小妹夫妻俩拿个主意。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罗小妹大姐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