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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往事:当年为了回城决然和她分手,每每想起我心里就愧疚不已

1971年春天,我们即将初中毕业了,就在我们即将离开学校之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派出工作组到我们成都来招工,据说当时云南和四川两省劳动部门达成协议,将分别从成都和重庆(当时重庆属于四川)招大批知识青年去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记得当时云南招工团在学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着重介绍去农场比去农村插队落户要好得多,还有边疆美丽的景色,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等,一下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头衔,知青去农场有工资有集体宿舍,吃饭有伙房,这样的条件比下乡插队要好很多,也特别令我们心动。

看到这些,不少家长和同学都有点动心了,大家都觉得既然要下乡,就不如去云南支边,兵团组织纪律严明,最主要的是吃住有保障。

最终,在学校及班主任老师的宣传鼓舞下,我们班也掀起了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报名热潮,全班差不多有一半的男女同学报名,按照招工人员的授意,男女生报名比例保持了平衡,目的是为今后扎根边彊创造条件。
经过招工团队紧张的政审挑选,我们学校赴云南支边名单也很快张榜公布了,没有特殊原因的同学,悉数得以顺利通过。

马上就要远赴云南了,每一位同学的家长都倾其所有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了被褥、衣物和生活用品,条件好的家庭还为自己的孩子买了很多食品,准备下了零花钱。一切准备就绪,也就到了出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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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间是1971年3月23日,那天,成都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每一位家长的眼中都满是担忧与不舍,反复叮嘱自家的孩子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注意安全。千言万语,都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的牵挂和关爱。

下午三点多,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顿时一片哽咽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车厢里的同学们也都抹起了眼泪,哽咽声哭泣声连成一片。满载支边青年的列车驶出了城区,车厢里才渐渐平静下来,那些还不知道忧愁的青年学生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经过漫长的旅程,火车抵达了昆明。在昆明住宿一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这座春城的风光,我们又坐上了开往滇西的大卡车。大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颠簸前行,车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城市逐渐变成了连绵的山峦和茂密的森林。道路崎岖不平,每一次颠簸都让人心惊胆战。随着车辆深入滇西,空气变得愈发湿润,亚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滇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潞西县,一部分同学留在了遮放农场,一部分同学去了距离市区二十多公里远的弄坎农场。

当时的遮放农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 我们美其名是兵团战士,实际上就是农场工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砍坝烧荒栽种橡胶树,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力流汗。

潞西农场坐落在群山密林中,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新栽种的橡胶林交织在一起。初到农场,我们被被眼前壮丽的自然景色所震撼,但很快,现实的困难就摆在了面前。居住的地方是简陋的茅草屋,屋顶漏雨,墙壁透风。睡的是简易的竹竿架子床,吃饭虽然有食堂,可饭菜饭简单粗糙,简直是难以下咽。

安顿下来,经过短暂的学习和军训,我们就投入到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了。

不管是砍坝烧荒还是挖树穴(栽种橡胶树的树坑),劳动量都很大,我们真的是很难适应这么艰苦的生活环境。刚到农场的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时常能听到女生的哭泣声。

然而,生活再苦,生产劳动再艰难也只能顽强面对,因为除了顽强面对,别无选择。

每天天刚亮,起床的哨声就吹响了,早操、洗漱、吃饭,紧接着就是上工砍坝烧荒挖树穴,天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天天都是难以下咽的伙食,天天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又西坠云海,最令我们期盼的就是每月一次的改善伙食,那个年代,一个月能吃上几片肥肉,也算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天天在炽热的阳光下,他挥舞着砍刀锄头,铲除杂草,伐树砍树,汗水湿透了衣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但我们只能咬牙坚持,因为抱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成都青年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着属于我们的奋斗篇章,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信仰—屯垦戍边,巩固南疆,使命肩上扛,为国种橡胶。

经过了三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云南的生活习惯,也渐渐适应了农场艰苦繁重的生产劳动,看着我们亲手栽下的橡胶树苗一天天长高长大,我们心里的那种自豪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1974年下半年,上级撤销了我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制,我们所在连队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工人。也是那年秋天,我被抽调到分场一个偏远的小学当了老师。

所谓的小学,就是几间简陋的草棚和几十名学生,我来学校任教时,学校有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她是六十年代随同父母从保山农村来到遮放农场的,当年十八岁,已在学校教书快两年了。林老师很热情也很善良,她知道我之前没有教书经验,就主动告诉我怎样给学生上课,怎样备课,怎样给学生批改作业。在林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我才慢慢熟悉了教书流程,站在讲台上也轻松自然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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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分场小学规模很小,一共三个年级,三个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五十人。林老师教一二年级的学生,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林老师说三年级的学生听话,让我教三年级的学生。林老师家离学校不远,她在家吃住。我们生产小队离分场小学太远,我只好住在学校里,一日三餐也在学校吃。

我教的三年级一共十七名学生,有几名学生还不是我们农场的子弟,他们是附近村寨的孩子。孩子们都很听话,来到学校先把教室里打扫干净,还帮我抬两桶水放到办公室里。附近村寨的那几个学生来上课的时候,不是给我送香蕉、木瓜就是给我送鸡蛋,但凡有点好吃的,学生们都会想到老师,就连我吃的蔬菜,都是学生从家里拿来的。

林老师对我也特别好,空闲时间经常帮我烧饭洗碗,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带到学校来,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林老师。

记得是1977年秋天,学校扩建教室,我和林老师还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都去山上割茅草苫房顶。那天割茅草的时候,我不小心割破了手,林老师急忙用她的手绢帮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学校,还拉着我去卫生室让卫生员帮我消毒处置伤口。就是从那天起,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淳朴善良又漂亮的林老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林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们一起计划着未来,希望能早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一起为农场的教学工作做贡献,在农场扎根,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生。

可有些事情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1979 年春天,就在我准备和林老师领取结婚证的时候,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如同三月春风,吹遍了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在农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我对这片生活了八年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我青春的回忆和奋斗的足迹,还有我深爱的林老师。另一方面,我也思念着远方的家乡和亲人,我也很想回成都。

一晃就是一个月,就在我终于下定决心和林老师登记结婚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我父母发来的加急电报,让我火速办理回成都的手续,回去接我母亲的班进邮电局工作。

林老师看我左右为难,就难受地对我说:“刘老师,要不你就回成都吧,你的父母都在成都,毕竟城里要比农场的生活条件好,我不能……”

看看同学们接二连三都陆续回城了,紧接着我又收到了父母追加的加急电报,我扎根农场一辈子的决心开始动摇了,最终还是现实打败了爱情,我决定放弃和林老师结婚的打算回成都。

5月的一天,我拿到了返城手续,也可以回家了!那天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后,我将自己购买的作业本,铅笔,橡皮等文具分别送给每个学生,然后难受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老师就要回成都了,不能继续给你们上课了,希望你们以后听林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同学们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一名女学生眼含泪水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回成都?我们舍不得你走……”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呀?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眼含泪水像逃跑一样走出了教室,我听到了教室里学生的哭泣声。

离开农场的那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仿佛也在为我的离去而伤感。林老师和同学们送我到分场场部,帮我把行李装上了农场开往县城的拖拉机。拖拉机启动的刹那间,学生们的哭喊声令我心碎,我不敢直视在掩面而泣的林老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趴在自己的行李上呜呜痛哭起来。

回到成都后,我心里难受了很久,也很愧疚,曾经和林老师海誓山盟,最终我却没能信守扎根农场一辈子的誓言。每当想起淳朴善良的林老师,每当想起农场小学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

离开滇西以后,我再也没回去过,因为我无颜再见林老师,我辜负了她对我的一片真情,今生今世,我永远对她心存感激,也永远对她心存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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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几十年的时间似乎就在转眼间,当年的我们已步入了老年,我们的子女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有着美好的生活。每当回忆起在遮放农场的那段岁月,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也会涌起一阵阵忧伤和愧疚。林老师,你生活得好吗?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刘晓明老师)

知青往事:“捡漏”捡来的招工机遇

(原创作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中后期,全国上下的中学生们到毕业时——也算不上什么“毕业”,那些年有何“课”可上,有何业可“毕”?一下子几乎全都成了无群之羊,无缰之马,满街游荡,满城乱窜;但此时又都统一走向了一个共同的“出路和去处”——上山下乡,成为“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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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加给好多年轻人头上的一顶尴尬的桂冠。也是一个畸形年代造就的一个特殊群体。

于是这个特殊群体就在那“广阔的天地”里战天斗地,接受“再教育”,也不断地磨练与提高自己。然而不知此役此期到何时是了,也不知这命运的改变是何年何月?却不料,峰回路转,天光重现——七十年代开始,城市的工厂企业又陆陆续续,分期分批到农村去把这些年轻人招收回城进工厂参加工作。“招工”,成为当时年轻人当中最热门的话题;当上“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则更是当时知青们最最梦寐以求、朝思梦想的愿望与希冀!

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兴奋的日子,也是一场场惊险曲折、变幻莫测、让人想象不到的眼花缭乱的人生际遇。幸运者,老天垂顾,顺利跳出“农门”,命运由此改写;时背者,屡试不“工”,屡屡碰壁,与好事完全无缘,只好是无望挣扎,无边等待,祈盼奇迹出现。同样曾是一个锅里共吃饭,一个屋里共栖身,此时几人欢欣雀跃,几人满面愁容。我哥哥他们小组一共8个知青,第一批汽运公司一下招走了5个,第二批机床厂接着又招走了2个,还剩最后一个 “家庭成分”不好,本人又高度近视的“老三届”的老大男却被难住了,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或者说都“不敢”要他,结果这一卡,就让他整整呆了8年,直到1978年随着他父亲落实政策,他才“趁机”返回武汉,结束知青生涯。

“唉——八——年哪!别——提它!”这老兄回到武汉,见到当年一起的“插友”,第一句话就是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里面贫苦猎户李勇奇的那一句台词,一字一字地“朗诵”道。

我那时已下放一年多了,不算“老资格”,六百多个艰难的日子也熬得望眼欲穿。

1971年初秋,终于有单位要到我所在区和公社招工,且是极好极少有的单位——省邮电管理局。邮电,过去的“铁饭碗”,乃至“金饭碗”,若能跻身进去,无疑撞上大运,祖宗显灵,祖坟头上冒青烟了啊!可那时信息非常闭塞,尤其招工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人人向往,但个个心中对此非常敏感,这种事谁会去大声张扬,让信息分享,增加“竞争对手”呢?于是,得到情报或小道消息的,表面都不露声色,装作无事;内心却心猿意马,波浪翻滚,都暗暗地做起“准备”来,甚至是剑拔弩张地进入“临战状态”。

招工人员带着介绍信辗转来到公社,说明来意,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秘书根据平时掌握的信息,譬如各知青下放的时间长短,“表现好坏”;尤其是“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乃至与其私下关系的远近等,列出一个备选名单,与招工人员仔细一合计,便通知各大队,要求通知到备选知青某天到公社去填写招工登记表,和招工人员见面等事宜。

这个名单上的人实际上没多少,谁知约定填表见面的那天,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风卷残云般,得到通知和没得到通知的各路人马,浩浩荡荡,风风火火,几乎全都涌到了公社,别说招工的,就连公社的工作人员一下也分辨不清哪是哪,谁是谁。

此时,真的、假的,“名正言顺”的,“来路不明”的,统统都争着抢着要表填,吵吵囔囔地,一时间场面有些失控。为避免引起直接和正面的冲突,公社与招工方紧急磋商了一下,当场决定,凡到场的知青都给了登记表让填写,一则平复下眼下的局面,二则大概是表示,这样可看做此举纯属是大家自愿,而非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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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有不“自愿”的?岂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么!

当然没被驴踢,可哪有那样便宜的好处让你去“捡”?最后真正录取的,仍是事先被推荐的那几个人,其余的“捡漏”者,无非是让你自己去单相思,凭空想象,白白陪跑了一场而已。再说,这种事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公社推荐、招工单位政审、体检等一道道关卡,随便哪一道都可把你拦下,你也无话可说。

“狡猾的狡猾”!想捡便宜,最后仍被刷下来的知青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慨叹不已,这等难得的大好机会就这样错过去了,翻篇了。

可这事还没完,还有一个小小的“余波”在反转——还有唯一的一位“冒充者”,无意间错开了这场徒劳的风波,他慌不择路,另辟“蹊径”,不想歪打正着,因错得福,最后竟侥幸地捡了一个大漏,这位幸运者正是本人。

我们那个知青点是全区、全公社最偏远的一个知青点,而且就我和另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点的男生,两个都是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没一点社会经验和交际能力,和周围别的知青交往也不多,因他们都是“老三届”,比我们大好多,平时很难玩到一堆;而且我们下乡时间也不算长,这次招工我们两人根本都没被推荐,所以招工的信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说来难以置信,我这位学兄跟我一样,也是个穷光蛋,平常很少去公社赶集,那天他不知是怎么心血来潮上街去公社赶集了,一下正撞上了这事。那还用讲客气,他也夹在里面抢到张表,填好交上去以后,便迫不及待,屁颠屁颠喜滋滋地往队里赶,心想回去好做“准备”,一路上都是乐呵呵地唱个不停。

也是“咎由自取,合当如此”:我的这位学兄今天一早他非要拖我跟他一起到公社去赶集,我非不想去,还笑他像个娘们,他当时气呼呼的挺不高兴。

“现在好,现在该你悔青肠子吧!”这学兄道。这学兄平时就手疾脚快,当时在混乱当中,还多抢了一张表,自己填了一张后,剩下的那张他带回来了,他要把它“送”给我,要给我一个“教训”: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以后记着勤快点!”末了又加上一句:“招工的伙计收完表就走了,不晓得是回武汉还是到别的县去了”。这老兄大概看出我的心思,他在提醒我:“你还想赶去补救?来不及了。迟了”!

果然,看到那张一看很正规的表格,以及这老兄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当时那个懊悔——简直是无可名状,恨不得撞墙!

可一瞬间,我突然想到那句常在耳边听到的俗语,也是一句废话:“死马当作活马医”。

对,死马当作活马医!管它行不行,姑且试一试。我把那张表格装进一个信封寄回了武汉的家里。我想让家里再想想办法,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反正也没其他的办法了。

回头再来说学兄他们那些撞上大运的伙计们,自打那天填交了招工登记表后,他们一个个就成天沉浸在被录取当上工人的期待中。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这些没有名分的“撞大运”亦可说冒充者前脚刚走,后脚人家招工的便把那些所谓的登记表全都给处理掉了,免得互相混淆,搞出乱子,最后结果出来,仍是只招收了被推荐的那一批人。哼,你们那点小伎俩,还玩得过人家!

至于我,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那张别人多余的、添头奉送给我、基本上不能做指望的招工登记表,却创造了奇迹——我父亲所在工厂的地理位置,和省邮电管理局同在一个街道辖区内,中间仅仅只隔一条马路。我父亲单位虽是个名不见经传、毫不起眼的小厂,可因工作关系,他与这个街道办事处的人很熟,几经辗转,居然找到一位“能说得上话”的人,并托他将我这张“代表特殊关系”的表格送交到了省邮电局有关部门。

后来的结果就不用多说了,一个月后,我跨入邮电行业,成了其中一员,一直工作到退休,安安稳稳颐享晚年。而我的那位学哥,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被招进一家省属机床厂,谁知厂子早在2000年前即已破产倒闭,学哥下岗回家了,然后四处打短工,多次“再就业”,至今仍在“拿补差”。

写下这段经历,绝非得瑟显摆,更非在嘲讽取笑我那位学哥。我得感谢他,是他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我得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工作和待遇良好的归宿,我打内心里感激不尽。我有时常在想,人这一辈子,祸福吉凶,平坦坎坷,很难预料,有时的确是要凭点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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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的事情,也是千变万化,扑朔迷离,好坏不知,前途难卜,有时只能顺其自然,因时制宜。所以人要平心静气,要常常冷静地面对和思考各种各样的生活课题;尤其需要加强学习,学会应变,学会知足,还要学会感恩。

作者:闵守华(湖北老知青,武汉作协会员)

编辑:草根作家

复婚

娟子和大明两个人同岁,大明家住大山里,娟子家在城郊,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一次招工遇到了。

那年娟子23岁,从原来上班的单位电视机厂辞职后得知镇上一家大型的服装厂正在招工,她约了小姐妹一起去报名,这家服装厂招工要求比较高,熟练工优先录取,娟子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服装加工,但是她悟性好,人又聪明伶俐,因此被选上了。

大明初中毕业后跟着村里的一位裁缝师傅学了几年,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在村子里开着一家裁缝铺子,他是从同行那里得知镇上那家名气很大的服装厂招工的消息的。本来做个小裁缝也挺好的,可是大明不满足,他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这家服装厂这次招工主要是为开在深圳的分厂招人的,许多的年轻人都是为了去大城市见世面而去报名的。

抱着同样的目的,娟子和大明踏上了去深圳的旅途,娟子还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这么遥远的大城市打工,女孩子总是比较胆小一些,虽然有很多同伴一起,但是也难免有思乡之痛。工作之余,娟子想母亲想姐姐,常常会独自一个人待在寝室里一边哭泣一边给姐姐写信。

就是在这样寂寞孤单的日子里,娟子和大明相识了,两个同龄人有着共同语言,且大明长得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五官还挺俊的,小嘴巴还挺能说会道的,哄得娟子很是开心,那段谈恋爱的时光大概是娟子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两个人在深圳待了一年后就回来结婚了,因为娟子怀孕了,家里母亲和姐姐本来是不同意娟子嫁到大山里去的,但是拗不过娟子的一往情深。

结婚后,夫唱妇随,娟子跟着大明到镇上租了一个小小的店面重操旧业,开了一家裁缝店。女儿出生后,娟子把女儿带到婆婆家,请婆婆帮忙照顾孩子,娟子的婆婆和公公是一对和善可亲的老人,待娟子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疼爱。

裁缝店开了几年后,大明不想开了,他又想去大城市发展了,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杭城找了一份服装厂的工作。娟子因为女儿还小放不下,她就在离家不远的镇上开了一个副食品小店,因为诚信不欺客,生意挺好的。

某一天,大明从杭城回来,晚上睡梦中喊着“痒、痒”,躺在大明身边的娟子听见了就赶紧伸手去给大明挠痒痒,突然就听大明用普通话说:“左边一点,再过去一点。。。”这让娟子十分疑惑不解,为什么大明突然说起了普通话?早晨醒来后,娟子追问大明,大明不承认自己昨天晚上说过普通话,还说是娟子自己听错了。娟子嘴上不说,心里却是疑心越来越大了,她想大明可能外面有人了。

过了几天,娟子找了一个借口翻看了一下大明的手机通话记录,她查到了一个可疑的手机号,暗暗地记下了,然后用公用电话拨打了这个手机号,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说普通话,娟子问她是谁?怎么认识她家大明的?电话那头的女人听了娟子的问话震惊不已,她说她是大明的女朋友,从来不知道大明已经结婚,她也是被蒙骗在鼓里的。

娟子心平气和地劝那个女人离开大明,可是那个女的就是一个恋爱脑,说什么也不同意和大明分手。娟子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还想着自己的男人回心转意,浪子回头,

可是大明从那个女人嘴里得知娟子打电话的事情后暴跳如雷,他对娟子如凶神恶煞一般发了一通脾气,然后扔下哭哭啼啼的女儿和娟子就离家出走了。

为了不让女儿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娟子强忍住自己的悲伤,忍气吞声地过了几年活寡妇的日子,她一日比一日地憔悴下去,后来被姐姐知道了,就力劝她和大明离了婚。

本来离了婚就应该离开那个让娟子伤心难过的地方,可是大明的父母亲极力挽留娟子,说不认儿子只认孙女和媳妇,还把房子的产权转到孙女的名下,就这样娟子留在了那个家里。

又过了几年后,大明带着一身的病痛回到了老家,不管儿子怎么不争气总归是亲骨肉,大明的父母亲毅然地接受了浪子的回归,同时极力劝导娟子和他们的儿子复婚,心地善良的娟子最后接受了公婆的劝导,和那个负心汉复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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