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生活了十八年,却不知道市北郊有这么个彭浦车站,听说以前是货场,因知青潮才改作现用,车站无任何设施,全在露天。
五月的灿烂阳光下,人山人海,到处乱糟糟。有满头大汗找行李的,有大呼小叫唤人的,长辈们则抹眼拭泪千叮万嘱。我呆呆的看着那两根乌黑铮亮的铁轨,一直向前延伸,不知道它将把我引向何方。随着火车的一阵汽笛声,如同下了一道命令,人们齐刷刷的痛哭起来, 车上车下的手紧牵着不肯放,更有嚎叫跺脚的。母亲已哭软了,被弟妹们搀扶着,父亲一改往日的威严,也在抹泪,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
列车缓缓向前,亲友们纷纷小跑紧跟着,渐渐地越来越远,直至看不见。

1970年5月临下乡父亲拍下我与妈和弟妹的合影,左一是我
伴着轰隆轰隆的节奏声,车轮滚滚飞驰,车厢内已恢复了平静。大家都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在议论已到了哪儿?这是一条较宽的大河,河水在灿烂的阳光下泛着金黄色涟漪,两岸的坡度很大,并且水位较长江低,凭着我的地理知识知道这是淮河,马上就要进入淮北,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停在一个集镇上——四铺公社所在地。在大家被集中时,我乘隙打量四周。这是一个不大的集镇,除了公社大院是砖瓦房,其余都是土坯泥屋,不长的集市沿街摆着粮食、蔬菜、鸡蛋等等的小摊子。摆摊的农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就地蹲着。午饭是在公社大院内吃的,白菜猪肉粉丝汤、白面与高粱面相拼卷成的双色馒头。我被那巧克力色的夹层诱惑着,忽然觉得一定很好吃,拿起一个就咬。哎呀,又苦又涩,呸!呸!连忙吐掉。食堂的老头挎着箩筐拾着满地的馒头,边摇头边叹气:“这可是我们过节时才能吃上的好饭菜呦!”
我与雅雯、阿丽分在小张家生产队,俗称“东南张”,因为在大队的西北端还有一个庄叫“西北张”。“西北张”因地形很圆,村外围着一圈土沟,所以又称“磨盘张”,而我们这个村被人称作“鸡别张”。早先村里很穷,终年操劳不得温饱,姑娘、媳妇便结伴而出,她们穿着宽大的衣衫,走村串集,每到无人之处就偷鸡,将鸡头往翅膀下一掖,别在裤腰上,然后卖掉糊口,所以落得个“鸡别张”的臭名。
我们三人如出门赶集什么的,有人问:“学生娃,你们什么庄的?”,“小张家。”“什么张?”……不作声“是不是磨盘张?”我们便含糊的“嗯……”
第一次劳动是拉犁,十几个人一组,纵横排列,每人一根粗绳,一头系在犁上一头套在肩上,随着口号声迈步。我低头弯腰,绷紧绳子,脚踩着松软的土地总觉得摇摇晃晃站不稳,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累,不一会儿肩膀就火辣辣的疼起来,但我仍用手拉紧绳子更用力的向前迈步,直累得头晕眼花,气都喘不过来。被翻松的沙地里不时钻出蜥蜴,吓的我们大呼小叫,我平时虽然胆子较大却也胆战心惊的频频跺脚,害怕他们会钻进裤脚里。
收工回家的路上,社员们议论说:“知青娃娃都下力。”可是我知道下巧力的是雅雯,她虽然弯着腰,可始终将搭在在肩上的绳子绷的不太紧,阿丽因为个子矮将肩上绳子绷的很紧,果然晚上擦身的时候,阿丽的肩膀最是通红。
麦收了,家家户户都改善伙食,说是改善其实不过是在杂面里多掺了些白面,汤里多洒几滴香油罢了。
割麦了,队长分给我们一小块地,三人并肩排开,左手反抄麦棵、右手贴地挥镰,刚开始割的时候觉的新鲜,也顺手。时间一长手酸得挥不动了,特别是腰累得伸不直弯不下,头低久了觉的一阵阵发晕。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重复着机械性的动作。渐渐的她们落在了后面,两人都在低头抹泪。阿丽落后倒好说、她的镰刀是最差的,可雅雯的镰刀是她挑了半天、再三比较过的。看来体力劳动不但要靠体力和坚强意志,劳动工具合适也是至关紧要。
休息的时候我捡了很多鸟蛋,像鸽蛋那么大,有青灰色的、花白相间的、布满麻点的,她们说不能要,可能是蛇蛋。笑话!蛇洞都在阴暗潮湿的田埂边,哪会在干燥的麦地里衔草做窝?再说管他什么乌龟王八蛋,能吃就行。晚上,我将这些小混蛋放在盐水里煮熟后一吃,嘿!真香,在那没有雀巢咖啡的年代,这雀巢蛋确实是“味道好极了”!
麦收打场时碾碎的麦穰柔柔的、软软的,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清香,麦穰是队里牲口整个冬天的饲料。堆麦跺是技术活儿:用桑木杈叉起一蓬蓬麦穰高举过头,用力甩到跺堆上,由上面的人接住码堆。我站在松软的麦堆上忙得不亦乐乎,东边堆好西边塌了,这边码好那边掉了,我无可奈何的坐在麦跺上干瞪眼。后来在副队长耐心的指导下总算顺手了,渐渐的有些形像了。下部稍小、上部像屋檐一样稍稍的向外延伸,顶部再渐渐的收拢成坡形,造型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巨型白蘑菇,比村里所有房顶都搞。休息时,我坐在这高高的“白蘑菇”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吹着黄昏爽爽的风,看着天西边阵阵千变万化的火烧云,真有些陶醉了。 以后每当我们外出晚归,疲惫不堪时,远远看见麦场上这大大的白蘑菇,便会脚下生风,快步如飞的赶回家。
我们三人的知青安家费早就发到队里,可队里始终挪作他用,在我多次上公社说理,磨破了嘴皮,才在麦收后为我们盖了新房,添了床、桌凳之类,总算像个家了。乡亲们说我:“小沈,你咋这样傻?三人的事就你出头露面,得罪人。”由于我长得高大,虽然干活肯下力,但是说话不知轻重,所以大家都叫我“傻大妮”。
淮北没有大米,吃小麦、高粱、玉米、红芋干等。这些粮食都要磨成粉,队里有磨坊只要套上毛驴、蒙上驴眼,拿根小树枝边抽它屁股边吆喝:“得儿……驾!”它就会沿着磨道团团转圈,喝声“吁”它就会停下。
看着既简单又有趣,毛驴乖得就像我家的猫咪那么听话。可是到我们手里就不行了,怎么拽、它也不肯迈步,它歪着头用那聪慧秀气的眼睛斜着看我,长睫毛忽闪忽闪似在说:“看你拿我怎么办?”我举起鞭子还没抽,它倒撒起泼来,昂着头大吼起来:“吭——”声音大,像极了轮船的汽笛声,然后又低头倒吸气“嘎吱、嘎吱”的叫,好像要把前面所吐放的痛快都收回一样,直笑得我们三人捧着肚子叫妈。
好不容易把它套上了,由于我们“得儿……驾”不会卷舌音,它装着听不懂不理不睬的。急的我猛抽它屁股,同样气急败坏的它恶作剧地拉起屎来,边走边拉搞得磨坊里乱七八糟、臭气熏天。在我们手忙脚乱打扫卫生时,它无所顾忌的偷吃起面来,把碾盘一圈的面差不多吃完了。雅雯气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只好请来饲养员收拾它。也怪,那畜生一听见饲养员的骂声:“叫你欺负人,叫你欺负人!”还没打它,它即乖乖地“得儿得儿”地跑起来。真想不通,对付牲口也得讲学问。
虽然我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可队长不喜欢我,总想支我走。农闲时节他说:“小沈,你能说会道、嗓子又好,让你去宣传队吧!”我一听高兴的跳起来,正中心怀,当时就赶到大队去报到了。
宣传队共有六七个人,由大队团支书负责,走乡串村,传达中央文件(那年头文件特别多),也带些唱歌跳舞之类的演出。由于我嗓音清脆,加上从小在少年宫艺术团练就的唱歌跳舞基础,所以特别受人欢迎,台上台下,老乡们的眼睛都爱随着我转。记得当时我最爱唱,乡亲们也最爱听的歌是《大寨之花》,村里的小孩一看见我就学:一道清河水……
宣传队都是吃派饭,由大队给东家发伙食费,所以每天是白面馒头、鸡蛋烙饼换着花样吃,一个月下来我胖了许多。晚上我把乡亲们塞进我口袋的红枣、花生给雅雯、阿丽她们时,她们不无嫉妒的说:“你小子倒因祸得福了。”
大队团支书高个、黑脸、大嘴、张开嘴满口黄板牙,就像嘴里横塞了一棒老玉米,张口未说话先喷蒜臭气,我最烦他。可他却总是借口接近我,每次说话时那双贼眼滴溜溜乱转,看得我心慌意乱,直想逃,有次竟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多次对我说:“沈,你要好好接受再教育,多接近贫下中农,听贫下中农的话,以后招工我一定推荐你。”言下之意首先是亲近他,听他的话。使我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就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宣传队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队长的眼皮底下。
队里卖小麦分了一些钱,我们商量着出去玩玩,去哪儿呢?我说去宿县专区吧,专区级也算是中等城市,肯定比较热闹。
每日一班的长途车开走了,我们只得靠自己11路走着去,淮北的夏天暑气逼人,尤其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越走越热,嗓子干的直冒烟。双脚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觉得两团火焰由下至上的升腾起来,燃烧着浑身的肌肤,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滋味。我脱下草帽边扇风边想,这样下去怕要中暑的,得想个办法。三人决定像男生一样搭车,于是我站中间,他们左右两旁,三人一字形在马路中间排开拦车。那时的公路车不多,司机老远看见我们加大马力一冲而过,使我们躲避不及,差点被压死。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的努力总算有人同情我们,让我们兴高采烈的上了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人,我又一次发扬风格站在卡车上面。

下岗后我考了导游证
宿县城区规模很小,居民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泥墙草顶,最好的建筑是地区机关楼,青砖红瓦三层高,尽管这样还是让我们过了城市瘾。在那些并不繁华的商店,也不高级的影院里,很快花光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钱。
回去的车票卖完了,我们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里,她们两人愁得不行,明天没钱买票,怎么办?我却不急,怕什么?大不了像来时一样回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半躺在床上笃悠悠的唱起歌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条大河波浪翻……”
“谁呀?唱得这么好听!”意犹未尽的我被清脆婉转的声音打断了,来人是个年轻妇女,身材修长,举止文雅,打扮入时,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坐下细谈果然是北京人,原是部队文工团演员,因父亲牵连林彪事件,被打倒靠边站才复员。父亲关进去前托付自己司机照顾她,被带回了司机的老家,可是到了宿县专区一下火车,看见广埸上的臭水坑就哭了,后来就在专区黄梅戏剧团工作。
她很欣赏我的嗓音,并把剧团导演等领导也叫来了(剧团就在隔壁)。由于搞文革,剧团人才青黄不接,他们希望我留下来,加以培养定能出息。可是我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因为我不理解黄梅戏,以为像我不爱听的淮剧、扬剧那样,再说父亲最反对唱戏之类。
许多年以后当我听到黄梅戏那柔绵儒雅、极优美的唱腔时,真后悔死了!尽管我没听她的话,她还是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相互交谈间流露着同病相怜的感觉,更多得是像大姐姐一样的关怀之情。第二天,把我们送上了她丈夫开的车。临开车时她指着我的头不无惋惜的说:“你呀!你,真任性。”我强忍着泪低头不语,直到车开我都没抬起头来。
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王晶莹,她周岁的儿子叫朱朝阳,那是1970年的事。
雨季来临,没活干,我们歇在屋里。我不愿意参加她们东家姑娘俊、西家媳妇俏的议论。就看书,很快所带的书都看完了,我就向村里的民办教师借,他是本村人,高中刚毕业就赶上文革不能上大学了,就在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
张老师有很多藏书,中外小说、世界名著等等。每次还书时他总要与我交流读书心得,感慨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少年不得志,也谈些其他问题,如队长与会计之间的勾心斗角,他说队长粗旷豪放、缺少心眼,会计虽不言语却城府很深等。尤其对我们三人的各自性格,描绘的很入神,说雅雯文静怕羞,待人接物透着一股精明;阿丽虽有些木讷,但心眼不错。说我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过于坦直,知识面却比她们广。特别是他很赞许我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使我大有“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之感。
在谈到对将来前途的惆怅时,我很惊讶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在当地他已经是出人头地)看着他乌黑卷曲的头发、大眼睛由于睫毛密长而显得有些深奥(如同他丰富的知识)、挺直的鼻梁、铜色的皮肤(因民办教师也常干农活)掩盖不住英俊潇洒。想到这么贫竭的土地上竟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才,与众不同,真是不可思议。
渐渐的村里传开了“小沈与张老师谈对象”之类的话来,一天张老师的姐姐回娘家来,晚饭后来找我。看着阿丽与雅雯挤眉弄眼、嘻嘻哈哈的鬼样,我知道定有事儿:果然她是来给弟弟说媒的,并保证让我到公社小学教书(她丈夫是公社干部)。
阿丽他们一听,高兴的跳起来,连声赞好!我瞪了她们一眼,心想:“要你们瞎起哄?无非想挤我走,好让你们多一个招工名额,少一个竞争对手。”当时被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想过早谈恋爱,离开父母时他们千叮万嘱“为了前途,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朋友”,这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怎敢忘?再说,我只是对张老师有好感,对于什么叫爱情还真朦朦胧胧,不知所以。
夜深了,我拿着书放不下手,那是一本苏联前期的小说《在好人中间》。出生于贵族世家的女主人公瓦莎,受过良好的教育,仪态万方,典雅高贵,由于连年战争,家境破落,颠沛流离中只得当女佣。后来邂逅了年轻英俊的中尉军官,军官对她宠爱有加,两人恩爱无比。就在她感到万分荣幸时,军队要开拔了,军官不忍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她带着幸福甜美的微笑熟睡时悄悄的走了。瓦莎醒来,发疯似的寻找爱人遍寻无着,整天徘徊街头,再一次地从天堂跌落地下。
军队又开回来了,中尉却没回来。瓦莎在人群中一遍遍的询问,痴痴打听,不愿离去。黑夜降临了,毫无自卫能力的瓦莎被一群饿极了的士兵包围了……陷入深深的地狱之中。 未及看完,我已是泪流满面,想想自己比书中女主人公的年龄还要小,却也如此的坎坷多舛,再想到劳动时不堪承受的劳累,离家后所受的委屈,村里人们的风言风语,禁不住呜呜的哭出声来,吵醒了她们,大概想起各自的心事,三人哭成一团。
数天后,有个小孩给我一张字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很抱歉,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我并不知情,请相信不是我的本意,望珍重”。我当然知道是谁写的,从此我再没去过张老师那儿,不久他调到县中学教书去了。
父亲“文革”前是区商业系统的主要干部,“文革”时被打倒了。秘书揭发他曾说过江青“是个女戏子”的坏话,为此被当时所谓的“公、检、法”拘留很长时间,期间被打坏了右腿,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心情郁闷,病情恶化发展成骨癌。接到“病危速归”的电报时,我正在擀面条,一下就呆了,怔怔的看着两手白面,半天哭不出声来。
列车在“上海是个英雄城市……”的广播声中缓缓靠站了,离家已久的我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东方不夜城”。可我无心欣赏这一切,心急如焚的往医院赶,在抢救室门口,我看见众亲友都到齐了,我推开他们,跌跌撞撞扑向父亲嚎啕大哭:“爸爸,你看看我呀,看看我呀,我是你女儿,我回来了呀!”我拼命摇撼着他,弥留之际的父亲似有所知,从放大的瞳孔中涌出两滴大大的泪珠滚向两边、缓缓的吐出最后一口气。我疯狂地跺脚痛哭,绝望地拉住尸车不让人推走,我看着父亲死不瞑目的双眼,知道他有太多不甘……
我的父亲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永远走了。那次车站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诫:“琴儿,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千万记住,凡事要多动脑子,不要以自己的坦诚去轻信别人。”这句话是父亲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对我的最后遗言,那年我刚18岁。
春节刚过,我便一个人早早的回生产队了,队长亲自拉了小车来接我。晚饭时,队长老婆不断的往我碗里夹菜,安慰说:“可怜的娃,不用担心,以后就把队里当成你的家,大家都会关心你的。”说得我热泪盈眶,队长也解释了那时挪用我们的安家费是队里春耕急等买化肥,并夸我在三人中间,虽然年龄最小,却处处作榜样,使我感到很欣慰,前嫌尽释。
由于修理地球沉重的操劳,超负荷的心理承载,营养上的滞后,我渐渐的觉得体力不支。那天在濉河边耪地时,我怎样拼命赶,还是落在后面。休息时,社员们说:“小沈这娃,从回来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多言语,也不爱唱爱笑了。”是的,我确实变了,变得多愁善感。此刻,我望着田埂边那突起的小坟丘呆呆的出怔,那里面长眠着一个叫“瓶儿”的女孩,她上面有三个姐姐,分别叫金花、银花、玉叶,花多了就管她叫“瓶儿”,家中唯一的男孩叫扎根,大概是取牢靠之意。
瓶儿特别俊俏,瓜子脸,桃花眼,小嘴总喜欢紧抿着,害羞不爱说话。“瓶儿”在死前两三天肚子疼得厉害,家里穷,又不重视女孩,拖到实在不行才去看,已经迟了,阑尾穿孔。一朵美丽而鲜艳的小花只开了六个春秋,过早的夭折了,成了贫困封建落后的牺牲品。我深深的为“瓶儿”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命运之神就像抛一粒小石子一样,随手一丢就把我抛到这块贫竭落后的土地上,看着那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
抢栽红薯秧那天,下着中雨,早春的雨带着阵阵寒意,淋了一天,晚上我终于病倒了。高烧不退,昏沉之中,我又看见了父亲,还有去世不久的奶奶,他们疼爱的抚摸着我,三人均是泪涟涟的。醒来后,我沉浸在梦景中半天缓不过神来。在一个星期的昏睡中我时时回味着与他们的缠绵,病好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乡亲们说我的的魂被鬼收去了。
招工条件第一条是劳动表现好,可我怎么也不行了,像熬干油的小油灯。人瘦得脱了形,宽松的衣衫穿在身上晃晃悠悠,我已经精疲力竭。妈妈来信说,小姨随姨夫专业到江西一个军工厂,能带家属,愿意带着我,家中长辈们一致同意我去,也好有个落脚处。此时的我已变得麻木不仁,脑子一片空白,不加思考就答应了。
在南京转车时,我又一次呆呆的看着那两根没有尽头的铁轨,不知道这一次它又要将我引向何方……

作者简介:沈美琴,上海黄浦区格致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下放安徽宿县专区濉溪五铺公社八里赵大队东南张生产队,后转到江西亲戚家,顶替潮回上无线电十四厂工作,厂关闭提前退休,现定居香港。(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