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鸡公”冒死斗蟒蛇

作者：戴周麟

“鸡公”的父亲死于武斗的流弹，经济断了来源。插队的“鸡公”只能拼命挣钱，甚至抬死人。挣大钱的机会来了，“鸡公”来到“手爬崖”。一丈高的大崖石下，一条大蟒蛇悠哉游哉地盘在那里。“鸡公”突然朝蟒蛇猛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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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是我校初中六八届的学生，姓裔名瑞松。下乡时，他独自在一个生产队。在我们那一带的知青中，他因吝啬而出名——凡有来串门“杀伙食”者，他宁肯陪着饿也不肯生火煮饭，饿跑了“客人”七八批。“真他妈个一毛不拔的铁鸡公！”被饿跑者无不忿忿。然知其家境后，都谅解了他。

“鸡公”的父亲在1967年被武斗的流弹打死，他和体弱无工作的母亲及两岁的妹妹便没了生活来源。一家三口仅凭母亲替人缝补浆洗，“鸡公”捡破烂、糊纸盒、打短工维持生计，日子极其艰难。

1969年下乡时，十六岁还差几天的“鸡公”将配给知青的蚊帐、棉被等统统留在家里，自己带着一床打满补丁的薄棉被，一床旧草席和一个破脸盆插了队。下乡后，“鸡公”除每月回家耽搁两天外，几乎没误一天工。

每天收工后，他顾不得饥饿劳累，忙完自留地又忙喂猪——他的那头小猪是赊队上的，床底下便是“猪圈”。总要到天黑，他才胡乱弄点吃的填肚子。劳作是如此艰苦，他的饮食却简单得可怜。一年四季，他没煮过干饭，也没有过“大油荤”，吃菜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自留地种的好几种菜，那长势连老农民也翘大拇指。但他却一根也舍不得吃，都卖了钱，回家给母亲。他只吃辣酱，蘸盐是常有的事。

下乡头年，知青每月有十元生活费，大部分知青都向家里伸手，他却硬生生省下五元，并且还省下粮食，走四十五公里路回家交给母亲。艰苦的农活，半饥半饱的生活，使他这一米六七的人，体重还不到九十斤。看到面呈菜色，单薄瘦弱的儿子，他母亲悲从心来、泪水长流。他强笑着赶忙劝慰。每次回家，母亲都留他多歇息两天，可他坚持来一天去一天，怕耽误挣工分，喂猪。

那时节，农村学大寨，乡下穷折腾。“鸡公”所在的生产队自不例外，劳动日值是连年下降。“鸡公”虽苦干了一年，挣了三千多工分(在那一带知青中最高)，且喂猪还有“粪水钱”，但年终结算下来，他仅“红”了十一元八角。这对担负起家庭重担的他来说，实在少得可怜。

别无他法，“鸡公”除仍旧拚命挣工分，仍旧精心种自留地和喂猪、喂鸡外，凡能挣到钱的事，他不管能否吃得消，总是拿出拚命的劲头来。去氮肥厂担废氨水，来回三十公里，每担计十二工分另补助现金贰角，他竟半夜起身，一天跑两趟；抬死人有一元钱且管饭，他是毫不犹豫……然而这类机会毕竟不多，所得十分有限。

挣“大钱”的机会终于有了。1970年9月份，冻兔厂委托公社收购站收活蛇，要贰斤以上的，每斤八角钱，说是要运到广州的广交会。我们那一带山上蛇不少，大多是青竹彪、菜花蛇之类的无毒蛇。然毒蛇也不是没有，还被咬死过两个人。所以知青中没一人想这“汤圆开水”，上山抓蛇的，都是为油盐发愁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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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山捉蛇的人中，“鸡公”是唯一的知青，也是唯一不懂捉蛇要领的人。他在山下转了好几天，蛇倒是碰到过好几次，都给溜了。有一条虽上了手，但因不懂制服的诀窍，反被咬了一口——幸好是无毒蛇，才无性命之忧。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可被蛇咬过的“鸡公”却并不愿放弃这挣钱的机会。他听说隔壁大队有个叫“佘老三”的人是捉蛇高手，且有祖传的制蛇之药，便决心去拜师求教。于是他卖了架子猪，买了两包“海河”烟，用肉票换了一斤白糖、一瓶酒去找“佘老三”。“佘老三”之技原本是不传人的，但他同情“鸡公”的处境，更佩服其是个大孝子，故破例教了“鸡公”几个捉蛇技法，并送了两包蛇药。所送的拜师礼，“佘老三”一样也不收。

既有技法在身，且又有蛇药在手，“鸡公”上山便几乎天天有收获。有天他还抓到一条近两米的菜花蛇，一下子卖了十二元六角——比他苦干一年的红钱还多！他好不快活，胆子也越发大了，于此道是乐而不疲。

一日，“鸡公”独自一人去了一个叫“手爬崖”的地方。那地方地势险峻，崖多坡陡，树大草密，坑洼处潮湿而多腐叶，乃是阴森可怖蛇多的去处。他在那一带汗泡汽水地跑了小半天，却连蛇的影子也没见到。懊恼累极之余，他拿出玉米馍馍，就着泉水边吃边歇……忽隐约感到有响动，他顺声音朝下一看——约一丈高的大崖石下的小洼地上黑黢黢一大团，一条蟒蛇盘在那里悠哉游哉。

如此大蟒蛇，捉蛇老手非数人一般轻易不敢惹它。“鸡公”于此道其实半生不熟，再加上他需要钱，居然眼睛一亮，精神一振，热血沸腾，竟没细想自己是不是那蟒的对手。他一摸身上的衣服，湿湿的蛮汗臭，于是窃喜：蟒怕汗臭，时机正好！便脱下衣服双手张着，慢慢地向蟒蛇靠近，待下到一米多处，他突然朝那蟒蛇猛扑下去——真是上天保佑。鬼使神差地扑向蟒蛇的“鸡公”，其手上的衣服正好蒙住了蟒蛇的头部。说时迟，那时快，他趁那蛇尚未回过神的一刹那，迅速将其头裹住，右手抱住蛇头部，用身体死死压着，然后左手去抓“七寸”。

虽说蟒蛇怕汗臭，但那蟒蛇很大，那点汗臭奈何它不得。受此突然袭击，那蛇狂怒了，尾巴噼噼啪啪一阵乱打，幸未打着“鸡公”。那蟒蛇便扭动身躯，翻腾着将“鸡公”缠住。此时的“鸡公”，怕是不解决问题就退出战斗已根本不可能，唯有与其死拚，方有一线生机。那蛇的“七寸”本不好找，即使找到，拳头般粗也无法使其就范。

翻滚厮打一阵，夹着蟒蛇头部已吃不住劲，“鸡公”不得不用双手来抱蟒蛇的头。彼时，蟒蛇已将“鸡公”缠了两圈，挤得他肋骨“扎扎”响。此时的他，只有挣扎的份了，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乱滚乱翻。幸好那地方山势陡峭，翻出了洼坑后，“鸡公”便和着蟒蛇急速地朝山下滚去……

那山坡超过五十度，长约七十余米，乱石嶙峋，荆棘丛生，这一人一蟒的重量共一百好几十斤，滚起来自然刹不住。滚了十几米，“鸡公”就差不多接近昏迷，但出于本能，他仍旧紧紧抱住蟒蛇的头，至于滚下去会有何结果，他来不及想，也顾不得了……

山脚下的地里正好有几个汉子在干活，又恰遇“鸡公”的队长冯幺爸和“佘老三”邀约上山，正经过那里。听见山下稀里哗啦的滚动声，众人赶紧躲避，滚下十几块石头之后，又见麻麻扎扎一团，在地里又滚了十几米方停住。众人忙上前看究竟，见一人一蟒搅成一团，众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好在“佘老三”经验丰富，见蟒蛇已暂时昏死，知是动手的好时机，赶忙指挥众人七手八脚地将人与蟒蛇分开，把蟒蛇塞进身上带的麻布口袋里。几个汉子则七手八脚地救人。也幸好这一滚有蛇垫着，“鸡公”才得以大难不死。待到“鸡公”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冯幺爸才看清这遍体鳞伤，满脸是血，瘫软在地的人竟是“鸡公”。见他弄得这般模样，冯幺爸禁不住感慨万端，老泪纵横，抱着他哽咽道：“娃儿，你太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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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徒弟如此，“佘老三”心中酸楚之极，长叹一声，说：“这么大的蟒蛇，我都不敢惹它，娃娃呢，你啷个连命都不顾啊……”

“鸡公”幸无大碍，歇息良久，见口袋中蛇在动，便忘却已死过一回，不禁脸上漾笑。于是，众人将那蛇抬往公社。沿街人听说捉得大蟒，又听说是知青所捉，便都感慨，簇拥着至收购站。一称，那蟒竟达六十余斤！看到笼中的蛇，观者无不喷啧称奇。

蟒蛇的价格是每斤一元二角，“鸡公”得钱八十余元。他拿出一半来，要分给帮他的人，冯幺爸和他师傅自不必说，那几个汉子也二十四个不要，说：“你拚命挣的孝敬母亲的钱，我们又没帮什么，岂敢要一分一文！”

知青中有好事者，写了《好知青为民除害，大蟒蛇活活被擒》的文章（那时尚无保护野生动物之说）。公社、县上都广播了，后又在报纸上登了出来，“鸡公”于是出了名。1971年初招工，生产队、大队、公社都一致推荐他，“鸡公”第一批进了工厂。

在“鸡公”离开的那天，队上的男女老少都来相送。看到受尽磨难的“鸡公”有了好归宿，冯幺爸、“佘老三”和村里的年长者都感慨不已，抹着泪道：这娃娃，总算苦出了头！

（本文来源一壁残阳、老知青家园。感谢何老师荐稿）

在上海生活了十八年，却不知道市北郊有这么个彭浦车站，听说以前是货场，因知青潮才改作现用，车站无任何设施，全在露天。

　　五月的灿烂阳光下，人山人海，到处乱糟糟。有满头大汗找行李的，有大呼小叫唤人的，长辈们则抹眼拭泪千叮万嘱。我呆呆的看着那两根乌黑铮亮的铁轨，一直向前延伸，不知道它将把我引向何方。随着火车的一阵汽笛声，如同下了一道命令，人们齐刷刷的痛哭起来， 车上车下的手紧牵着不肯放，更有嚎叫跺脚的。母亲已哭软了，被弟妹们搀扶着，父亲一改往日的威严，也在抹泪，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

列车缓缓向前，亲友们纷纷小跑紧跟着，渐渐地越来越远，直至看不见。

1970年5月临下乡父亲拍下我与妈和弟妹的合影，左一是我　

　伴着轰隆轰隆的节奏声，车轮滚滚飞驰，车厢内已恢复了平静。大家都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在议论已到了哪儿？这是一条较宽的大河，河水在灿烂的阳光下泛着金黄色涟漪，两岸的坡度很大，并且水位较长江低，凭着我的地理知识知道这是淮河，马上就要进入淮北，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停在一个集镇上——四铺公社所在地。在大家被集中时，我乘隙打量四周。这是一个不大的集镇，除了公社大院是砖瓦房，其余都是土坯泥屋，不长的集市沿街摆着粮食、蔬菜、鸡蛋等等的小摊子。摆摊的农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就地蹲着。午饭是在公社大院内吃的，白菜猪肉粉丝汤、白面与高粱面相拼卷成的双色馒头。我被那巧克力色的夹层诱惑着，忽然觉得一定很好吃，拿起一个就咬。哎呀，又苦又涩，呸！呸！连忙吐掉。食堂的老头挎着箩筐拾着满地的馒头，边摇头边叹气：“这可是我们过节时才能吃上的好饭菜呦！”

　　我与雅雯、阿丽分在小张家生产队，俗称“东南张”，因为在大队的西北端还有一个庄叫“西北张”。“西北张”因地形很圆，村外围着一圈土沟，所以又称“磨盘张”，而我们这个村被人称作“鸡别张”。早先村里很穷，终年操劳不得温饱，姑娘、媳妇便结伴而出，她们穿着宽大的衣衫，走村串集，每到无人之处就偷鸡，将鸡头往翅膀下一掖，别在裤腰上，然后卖掉糊口，所以落得个“鸡别张”的臭名。

　　我们三人如出门赶集什么的，有人问：“学生娃，你们什么庄的？”，“小张家。”“什么张？”……不作声“是不是磨盘张？”我们便含糊的“嗯……”　

　第一次劳动是拉犁，十几个人一组，纵横排列，每人一根粗绳，一头系在犁上一头套在肩上，随着口号声迈步。我低头弯腰，绷紧绳子，脚踩着松软的土地总觉得摇摇晃晃站不稳，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累，不一会儿肩膀就火辣辣的疼起来，但我仍用手拉紧绳子更用力的向前迈步，直累得头晕眼花，气都喘不过来。被翻松的沙地里不时钻出蜥蜴，吓的我们大呼小叫，我平时虽然胆子较大却也胆战心惊的频频跺脚，害怕他们会钻进裤脚里。

　　收工回家的路上，社员们议论说：“知青娃娃都下力。”可是我知道下巧力的是雅雯，她虽然弯着腰，可始终将搭在在肩上的绳子绷的不太紧，阿丽因为个子矮将肩上绳子绷的很紧，果然晚上擦身的时候，阿丽的肩膀最是通红。

　　麦收了，家家户户都改善伙食，说是改善其实不过是在杂面里多掺了些白面，汤里多洒几滴香油罢了。

　　割麦了，队长分给我们一小块地，三人并肩排开，左手反抄麦棵、右手贴地挥镰，刚开始割的时候觉的新鲜，也顺手。时间一长手酸得挥不动了，特别是腰累得伸不直弯不下，头低久了觉的一阵阵发晕。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重复着机械性的动作。渐渐的她们落在了后面，两人都在低头抹泪。阿丽落后倒好说、她的镰刀是最差的，可雅雯的镰刀是她挑了半天、再三比较过的。看来体力劳动不但要靠体力和坚强意志，劳动工具合适也是至关紧要。　

　休息的时候我捡了很多鸟蛋，像鸽蛋那么大，有青灰色的、花白相间的、布满麻点的，她们说不能要，可能是蛇蛋。笑话！蛇洞都在阴暗潮湿的田埂边，哪会在干燥的麦地里衔草做窝？再说管他什么乌龟王八蛋，能吃就行。晚上，我将这些小混蛋放在盐水里煮熟后一吃，嘿！真香，在那没有雀巢咖啡的年代，这雀巢蛋确实是“味道好极了”！

　　麦收打场时碾碎的麦穰柔柔的、软软的，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清香，麦穰是队里牲口整个冬天的饲料。堆麦跺是技术活儿：用桑木杈叉起一蓬蓬麦穰高举过头，用力甩到跺堆上，由上面的人接住码堆。我站在松软的麦堆上忙得不亦乐乎，东边堆好西边塌了，这边码好那边掉了，我无可奈何的坐在麦跺上干瞪眼。后来在副队长耐心的指导下总算顺手了，渐渐的有些形像了。下部稍小、上部像屋檐一样稍稍的向外延伸，顶部再渐渐的收拢成坡形，造型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巨型白蘑菇，比村里所有房顶都搞。休息时，我坐在这高高的“白蘑菇”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吹着黄昏爽爽的风，看着天西边阵阵千变万化的火烧云，真有些陶醉了。　　以后每当我们外出晚归，疲惫不堪时，远远看见麦场上这大大的白蘑菇，便会脚下生风，快步如飞的赶回家。

　　我们三人的知青安家费早就发到队里，可队里始终挪作他用，在我多次上公社说理，磨破了嘴皮，才在麦收后为我们盖了新房，添了床、桌凳之类，总算像个家了。乡亲们说我：“小沈，你咋这样傻？三人的事就你出头露面，得罪人。”由于我长得高大，虽然干活肯下力，但是说话不知轻重，所以大家都叫我“傻大妮”。

　　淮北没有大米，吃小麦、高粱、玉米、红芋干等。这些粮食都要磨成粉，队里有磨坊只要套上毛驴、蒙上驴眼，拿根小树枝边抽它屁股边吆喝：“得儿……驾！”它就会沿着磨道团团转圈，喝声“吁”它就会停下。

看着既简单又有趣，毛驴乖得就像我家的猫咪那么听话。可是到我们手里就不行了，怎么拽、它也不肯迈步，它歪着头用那聪慧秀气的眼睛斜着看我，长睫毛忽闪忽闪似在说：“看你拿我怎么办？”我举起鞭子还没抽，它倒撒起泼来，昂着头大吼起来：“吭——”声音大，像极了轮船的汽笛声，然后又低头倒吸气“嘎吱、嘎吱”的叫，好像要把前面所吐放的痛快都收回一样，直笑得我们三人捧着肚子叫妈。

好不容易把它套上了，由于我们“得儿……驾”不会卷舌音，它装着听不懂不理不睬的。急的我猛抽它屁股，同样气急败坏的它恶作剧地拉起屎来，边走边拉搞得磨坊里乱七八糟、臭气熏天。在我们手忙脚乱打扫卫生时，它无所顾忌的偷吃起面来，把碾盘一圈的面差不多吃完了。雅雯气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只好请来饲养员收拾它。也怪，那畜生一听见饲养员的骂声：“叫你欺负人，叫你欺负人！”还没打它，它即乖乖地“得儿得儿”地跑起来。真想不通，对付牲口也得讲学问。

　　虽然我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可队长不喜欢我，总想支我走。农闲时节他说：“小沈，你能说会道、嗓子又好，让你去宣传队吧！”我一听高兴的跳起来，正中心怀，当时就赶到大队去报到了。

　　宣传队共有六七个人，由大队团支书负责，走乡串村，传达中央文件（那年头文件特别多），也带些唱歌跳舞之类的演出。由于我嗓音清脆，加上从小在少年宫艺术团练就的唱歌跳舞基础，所以特别受人欢迎，台上台下，老乡们的眼睛都爱随着我转。记得当时我最爱唱，乡亲们也最爱听的歌是《大寨之花》，村里的小孩一看见我就学：一道清河水……

　　宣传队都是吃派饭，由大队给东家发伙食费，所以每天是白面馒头、鸡蛋烙饼换着花样吃，一个月下来我胖了许多。晚上我把乡亲们塞进我口袋的红枣、花生给雅雯、阿丽她们时，她们不无嫉妒的说：“你小子倒因祸得福了。”　

　大队团支书高个、黑脸、大嘴、张开嘴满口黄板牙，就像嘴里横塞了一棒老玉米，张口未说话先喷蒜臭气，我最烦他。可他却总是借口接近我，每次说话时那双贼眼滴溜溜乱转，看得我心慌意乱，直想逃，有次竟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多次对我说：“沈，你要好好接受再教育，多接近贫下中农，听贫下中农的话，以后招工我一定推荐你。”言下之意首先是亲近他，听他的话。使我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就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宣传队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队长的眼皮底下。　

　队里卖小麦分了一些钱，我们商量着出去玩玩，去哪儿呢？我说去宿县专区吧，专区级也算是中等城市，肯定比较热闹。

　　每日一班的长途车开走了，我们只得靠自己11路走着去，淮北的夏天暑气逼人，尤其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越走越热，嗓子干的直冒烟。双脚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觉得两团火焰由下至上的升腾起来，燃烧着浑身的肌肤，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滋味。我脱下草帽边扇风边想，这样下去怕要中暑的，得想个办法。三人决定像男生一样搭车，于是我站中间，他们左右两旁，三人一字形在马路中间排开拦车。那时的公路车不多，司机老远看见我们加大马力一冲而过，使我们躲避不及，差点被压死。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的努力总算有人同情我们，让我们兴高采烈的上了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人，我又一次发扬风格站在卡车上面。　

下岗后我考了导游证

　宿县城区规模很小，居民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泥墙草顶，最好的建筑是地区机关楼，青砖红瓦三层高，尽管这样还是让我们过了城市瘾。在那些并不繁华的商店，也不高级的影院里，很快花光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钱。

回去的车票卖完了，我们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里，她们两人愁得不行，明天没钱买票，怎么办？我却不急，怕什么？大不了像来时一样回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半躺在床上笃悠悠的唱起歌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条大河波浪翻……”

“谁呀？唱得这么好听！”意犹未尽的我被清脆婉转的声音打断了，来人是个年轻妇女，身材修长，举止文雅，打扮入时，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坐下细谈果然是北京人，原是部队文工团演员，因父亲牵连林彪事件，被打倒靠边站才复员。父亲关进去前托付自己司机照顾她，被带回了司机的老家，可是到了宿县专区一下火车，看见广埸上的臭水坑就哭了，后来就在专区黄梅戏剧团工作。

她很欣赏我的嗓音，并把剧团导演等领导也叫来了（剧团就在隔壁）。由于搞文革，剧团人才青黄不接，他们希望我留下来，加以培养定能出息。可是我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因为我不理解黄梅戏，以为像我不爱听的淮剧、扬剧那样，再说父亲最反对唱戏之类。

许多年以后当我听到黄梅戏那柔绵儒雅、极优美的唱腔时，真后悔死了！尽管我没听她的话，她还是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相互交谈间流露着同病相怜的感觉，更多得是像大姐姐一样的关怀之情。第二天，把我们送上了她丈夫开的车。临开车时她指着我的头不无惋惜的说：“你呀！你，真任性。”我强忍着泪低头不语，直到车开我都没抬起头来。

　　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王晶莹，她周岁的儿子叫朱朝阳，那是1970年的事。

　　雨季来临，没活干，我们歇在屋里。我不愿意参加她们东家姑娘俊、西家媳妇俏的议论。就看书，很快所带的书都看完了，我就向村里的民办教师借，他是本村人，高中刚毕业就赶上文革不能上大学了，就在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

张老师有很多藏书，中外小说、世界名著等等。每次还书时他总要与我交流读书心得，感慨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少年不得志，也谈些其他问题，如队长与会计之间的勾心斗角，他说队长粗旷豪放、缺少心眼，会计虽不言语却城府很深等。尤其对我们三人的各自性格，描绘的很入神，说雅雯文静怕羞，待人接物透着一股精明；阿丽虽有些木讷，但心眼不错。说我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过于坦直，知识面却比她们广。特别是他很赞许我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使我大有“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之感。

在谈到对将来前途的惆怅时，我很惊讶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在当地他已经是出人头地）看着他乌黑卷曲的头发、大眼睛由于睫毛密长而显得有些深奥（如同他丰富的知识）、挺直的鼻梁、铜色的皮肤（因民办教师也常干农活）掩盖不住英俊潇洒。想到这么贫竭的土地上竟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才，与众不同，真是不可思议。

　　渐渐的村里传开了“小沈与张老师谈对象”之类的话来，一天张老师的姐姐回娘家来，晚饭后来找我。看着阿丽与雅雯挤眉弄眼、嘻嘻哈哈的鬼样，我知道定有事儿：果然她是来给弟弟说媒的，并保证让我到公社小学教书（她丈夫是公社干部）。

阿丽他们一听，高兴的跳起来，连声赞好！我瞪了她们一眼，心想：“要你们瞎起哄？无非想挤我走，好让你们多一个招工名额，少一个竞争对手。”当时被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想过早谈恋爱，离开父母时他们千叮万嘱“为了前途，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朋友”，这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怎敢忘？再说，我只是对张老师有好感，对于什么叫爱情还真朦朦胧胧，不知所以。　

　夜深了，我拿着书放不下手，那是一本苏联前期的小说《在好人中间》。出生于贵族世家的女主人公瓦莎，受过良好的教育，仪态万方，典雅高贵，由于连年战争，家境破落，颠沛流离中只得当女佣。后来邂逅了年轻英俊的中尉军官，军官对她宠爱有加，两人恩爱无比。就在她感到万分荣幸时，军队要开拔了，军官不忍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她带着幸福甜美的微笑熟睡时悄悄的走了。瓦莎醒来，发疯似的寻找爱人遍寻无着，整天徘徊街头，再一次地从天堂跌落地下。

　　军队又开回来了，中尉却没回来。瓦莎在人群中一遍遍的询问，痴痴打听，不愿离去。黑夜降临了，毫无自卫能力的瓦莎被一群饿极了的士兵包围了……陷入深深的地狱之中。　　未及看完，我已是泪流满面，想想自己比书中女主人公的年龄还要小，却也如此的坎坷多舛，再想到劳动时不堪承受的劳累，离家后所受的委屈，村里人们的风言风语，禁不住呜呜的哭出声来，吵醒了她们，大概想起各自的心事，三人哭成一团。

　　数天后，有个小孩给我一张字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很抱歉，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我并不知情，请相信不是我的本意，望珍重”。我当然知道是谁写的，从此我再没去过张老师那儿，不久他调到县中学教书去了。

　　父亲“文革”前是区商业系统的主要干部，“文革”时被打倒了。秘书揭发他曾说过江青“是个女戏子”的坏话，为此被当时所谓的“公、检、法”拘留很长时间，期间被打坏了右腿，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心情郁闷，病情恶化发展成骨癌。接到“病危速归”的电报时，我正在擀面条，一下就呆了，怔怔的看着两手白面，半天哭不出声来。

　　列车在“上海是个英雄城市……”的广播声中缓缓靠站了，离家已久的我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东方不夜城”。可我无心欣赏这一切，心急如焚的往医院赶，在抢救室门口，我看见众亲友都到齐了，我推开他们，跌跌撞撞扑向父亲嚎啕大哭：“爸爸，你看看我呀，看看我呀，我是你女儿，我回来了呀！”我拼命摇撼着他，弥留之际的父亲似有所知，从放大的瞳孔中涌出两滴大大的泪珠滚向两边、缓缓的吐出最后一口气。我疯狂地跺脚痛哭，绝望地拉住尸车不让人推走，我看着父亲死不瞑目的双眼，知道他有太多不甘……　

　我的父亲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永远走了。那次车站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诫：“琴儿，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千万记住，凡事要多动脑子，不要以自己的坦诚去轻信别人。”这句话是父亲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对我的最后遗言，那年我刚18岁。

　　春节刚过，我便一个人早早的回生产队了，队长亲自拉了小车来接我。晚饭时，队长老婆不断的往我碗里夹菜，安慰说：“可怜的娃，不用担心，以后就把队里当成你的家，大家都会关心你的。”说得我热泪盈眶，队长也解释了那时挪用我们的安家费是队里春耕急等买化肥，并夸我在三人中间，虽然年龄最小，却处处作榜样，使我感到很欣慰，前嫌尽释。　

　由于修理地球沉重的操劳，超负荷的心理承载，营养上的滞后，我渐渐的觉得体力不支。那天在濉河边耪地时，我怎样拼命赶，还是落在后面。休息时，社员们说：“小沈这娃，从回来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多言语，也不爱唱爱笑了。”是的，我确实变了，变得多愁善感。此刻，我望着田埂边那突起的小坟丘呆呆的出怔，那里面长眠着一个叫“瓶儿”的女孩，她上面有三个姐姐，分别叫金花、银花、玉叶，花多了就管她叫“瓶儿”，家中唯一的男孩叫扎根，大概是取牢靠之意。

瓶儿特别俊俏，瓜子脸，桃花眼，小嘴总喜欢紧抿着，害羞不爱说话。“瓶儿”在死前两三天肚子疼得厉害，家里穷，又不重视女孩，拖到实在不行才去看，已经迟了，阑尾穿孔。一朵美丽而鲜艳的小花只开了六个春秋，过早的夭折了，成了贫困封建落后的牺牲品。我深深的为“瓶儿”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命运之神就像抛一粒小石子一样，随手一丢就把我抛到这块贫竭落后的土地上，看着那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

　　抢栽红薯秧那天，下着中雨，早春的雨带着阵阵寒意，淋了一天，晚上我终于病倒了。高烧不退，昏沉之中，我又看见了父亲，还有去世不久的奶奶，他们疼爱的抚摸着我，三人均是泪涟涟的。醒来后，我沉浸在梦景中半天缓不过神来。在一个星期的昏睡中我时时回味着与他们的缠绵，病好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乡亲们说我的的魂被鬼收去了。

　　招工条件第一条是劳动表现好，可我怎么也不行了，像熬干油的小油灯。人瘦得脱了形，宽松的衣衫穿在身上晃晃悠悠，我已经精疲力竭。妈妈来信说，小姨随姨夫专业到江西一个军工厂，能带家属，愿意带着我，家中长辈们一致同意我去，也好有个落脚处。此时的我已变得麻木不仁，脑子一片空白，不加思考就答应了。

　　在南京转车时，我又一次呆呆的看着那两根没有尽头的铁轨，不知道这一次它又要将我引向何方……

作者简介：沈美琴，上海黄浦区格致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下放安徽宿县专区濉溪五铺公社八里赵大队东南张生产队，后转到江西亲戚家，顶替潮回上无线电十四厂工作，厂关闭提前退休，现定居香港。（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王海英是一位青岛知青，在潍坊下乡插队期间，她认队里的“地主婆”李大娘做干妈，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很大影响，差点就不能回城。有关王海英老师那段鲜为人知的知青往事，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1968年12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社论，再次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当时高中还没毕业的王海英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跟随大批下乡知青离开了青岛，开始了她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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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2月份的最后一天，王海英和同学们一起乘坐汽车来到了距离青岛近二百公里远的潍县，最终他们十二名青岛知青被分派在潍河沿岸的李家庄八队，八队队部的那三间西厢房成了他们九名青岛知青的临时住所。

李家庄八队的队长姓孙，叫孙续成。孙队长当年四十多岁，是一位憨厚朴实又善良的中年人，他安顿好知青们的住处，又安排了一位女社员临时帮知青们做饭，让初来乍到的知青们感到很温暖，也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元旦前后的天气很寒冷，冰封的潍河冰面上可以滑冰，也可以通行。当时正处在冬季农闲，队里没啥要紧的农活，社员们基本就是半天出工干零杂活，半天在家歇着。

初到农村，王海英他们非常不适应农村的生活，吃住方面都不习惯，对于农活更是一窍不通。乡亲们的热情关爱和照顾，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让一帮城里来的孩子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特别是乡亲们自发地给知青们送菜、送咸菜的情景，更是令知青们感动。

来到李家庄的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薄雾，就有一位年轻小伙子给知青们挑来了两桶水，帮知青做饭的那位大嫂也从她家挎来一篮子水萝卜，还有一包她自己摊的煎饼。

过了几天，那位小脚的大娘又挎着一篮子萝卜和白菜给知青们送来了，帮忙做饭的大嫂告诉知青们，那位小脚大娘是队部前院的李大娘，李大爷家是李家庄的地主，李大娘自然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地主婆”。

李大娘就是因为家庭成分，她走路总是低着头，两次来给知青们送菜都没说一句话。临近春节的时候，李大娘又给知青们抱来了四棵白菜，让知青们剁馅包饺子吃。那天王海英主动和李大娘打招呼：“大娘，谢谢您！您这是第三回给我们送菜了。”“就几棵白菜，没啥。我家就住在前院，你们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就来我家，我帮你们缝补，有啥事就吱声。”李大娘说完，就低着头回家去了。看着李大娘远去的背影，王海英心里五味杂陈，那时的地主成分就如沉重的枷锁，李大爷他们一家可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痛苦呀。

有一次王海英去李大娘家借针线，恰巧被大队民兵连长张光明看到，他就警告王海英说：“你们是城里来的知青，都是进步青年，他家可是地主，你们知青一定要和他家划清界限，保持警惕，不要和他家来往。”

可在王海英眼中，她觉得李大娘特别善良，不像民兵连长说的那样恶毒。李大娘也总是默默地关心着她们女知青，在寒冷的傍晚，她给女知青送来了火笼和暖瓶（陶瓷制品，注入热水暖被窝用），不让女知青睡凉被窝。她家腌的咸菜，也经常送给知青们吃。李大娘还让她三儿子李吉义帮知青们挑水，也经常帮知青们扫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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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那天吃过早饭，知青们挑着土筐去牛棚往地里挑粪，王海英刚走出队部大院，李大娘就迎了上来，她把三个新缝制的棉垫肩递给王海英说：“我缝了三个棉垫肩，你们三个闺女一人一个，戴在肩膀上不硌肩。”那一刻，王海英和另两名女知青心里都很温暖，她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谢谢大娘！”

1970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在河岸边那块高粱地锄草的时候，一场大雨不期而至，社员们无处避雨，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当晚，王海英就发起了高烧，吃了退烧药还是高烧不退，知青们心里不踏实，就去前院敲李大娘家的门。

开门的是李大爷，他听说王海英发起了高烧，赶忙叫醒了李大娘和小儿子（李大娘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成家单过了），李大娘赶忙让她儿子李吉义去叫赤脚医生，她就跟着来敲门的知青去了后院知青们居住的地方。

来到王海英床前，李大娘摸了一下王海英的额头，像火炭一样烫人，她就让一名女知青拿来一块毛巾，在脸盆里浸湿拧一下，折叠好搭在了王海英的额头上，还喂了王海英半碗温水。赤脚医生赶来给王海英注射了安痛定和大青叶，观察了一下就回家睡觉了。那一夜，李大娘一直守在王海英身边，一会摸一下她的额头，直到王海英退烧了，她才松了一口气。

等王海英退烧后醒来，才知道李大娘在身边守了她一夜，一夜都没合眼，王海英很感激也很感动，她扑在李大娘怀里，哽咽着喊了一声妈，再也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李大娘成了王海英的干妈，李大娘也认下了这个干闺女。

令王海英难受的是，这个举动却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和灾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地主”的身份可是四类分子之首啊，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革批斗的重点对象。

因为这事，公社干部和民兵连长还找王海英谈话，让她和四类分子家庭划清界限，要斗私批修，立场坚定。王海英却说李大娘对她有恩，她认李大娘当干妈跟个人立场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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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队举行的批斗四类分子大会，因为王海英认了“地主婆”做干妈，王海英也被拉上台陪着李大爷和李大娘批斗。有一次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开批斗会，王海英也被拉去陪着批斗。为了保护王海英，李大娘当众宣布，她说她不是王海英的干妈，王海英也不是她的干闺女，她家和王海英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后来的招工机会却一次次从王海英身边溜走，看着一起插队的同学们陆续离开，回到城市，王海英的心中满是失落和无奈。但她并没有被吓倒，每次回青岛，她都会带一些青岛特产和糖果送给干妈家。在劳作之余，她总是看书学习，每天晚饭后，也在昏暗的灯光下如饥似渴地自学没学完的高中课程，看书学习，让她的生活更加充实。

之后的日子里，李大娘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偷偷给王海英送到知青点，还嘱咐她在乡亲们面前不要叫她干妈，尽量不要让别人抓把柄。王海英却说：“你就是我干妈，不让我招工回城，大不了我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一晃就到了1977年秋天，在李家庄八队插队落户的九名青岛知青除了一人到县里当了干部，其他七名知青都通过招工回到了青岛。王海英因为认了“地主婆”当干妈，李家庄八队就她一人没能招工回城了。当时王海英嘴上虽说不能回城就扎根农村一辈子，可她父母总是催她想办法尽快回城，她心里也着急。

那年初冬，国家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一消息如一声春雷，打破了李家庄的平静。王海英得知这个消息后，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她更加努力地复习，白天依然和乡亲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天天熬夜学习到鸡叫头遍才熄灯。李大娘明白高考意味着什么，她全力支持着王海英参加高考的同时，还鼓励她儿子李吉义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也报考试试。

为了给王海英补充营养，李大娘两次杀鸡给干闺女熬鸡汤，还推了小麦给王海英摊麦子煎饼吃。王海英也鼓励李吉义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李吉义不会的数学题就问王海英，王海英总是热情帮助李吉义解答难题。

那年12月份，王海英和李吉义一起参加了高考，结果王海英考上了青岛海洋学院，李吉义却名落孙山。

离开李家庄的那天，乡亲们都来为王海英送行，李大娘紧紧拉住王海英的手不松开，王海英深情地说：“干妈，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李大娘眼中满是不舍的泪水，哽咽着说：“闺女，到了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只要你好好的，干妈就放心……”

分别的时候，王海英鼓励李吉义：“吉义弟弟，你不要气馁，抓紧时间复习，争取下一年能榜上有名，姐姐在青岛等你。”

1978年秋天，李吉义接到了青岛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是继王海英之后李家庄大队考出去的第二个大学生。李吉义说要是没有海英姐姐的鼓励，他就考不上大学，这一切都是海英姐姐的功劳。

五年后，李大娘有了双重身份，她不光是王海英的干妈，还成了王海英的婆婆，王海英和她的干弟弟李吉义结为了夫妻，演绎了一段美好又浪漫的爱情故事。

去年初冬，王海英九十九岁的婆婆（干妈）去世了，差一岁没能步入百岁老人的行列，这令王海英感到非常悲痛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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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忆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回忆起在李家庄插队落户的日子，王海英就很感慨也很激动，她说那段知青岁月是她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让她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让她收获了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在未来的日子里，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李家庄度过的时光，更不会忘记那些善良朴实的乡亲们。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王老师提供素材）

2025年1月22日，我发表了“知青岁月：多年后见到了送人的亲生女儿，他夫妻俩却不知如何是好”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和讨论，大家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今天这篇文章又有了下文，当年送人的亲生女儿跟随养母一起不远千里来到了成都，和亲生父母相拥在一起，场面特别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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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上篇文章读者朋友都知道，文章中的主人翁罗小妹是重庆人，她是1971年春天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农场当的知青。在景洪农场生活了多年，罗小妹和她的初中同学黄秉亮相爱了，并有了爱的结晶，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女儿出生不久，国家就下发了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文件。在痛苦中纠结了好久，回城前罗小妹和黄秉亮做出了一个令他夫妻俩后悔了大半生的决定，他俩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给别人抚养了。

从云南返回重庆后，罗小妹和黄秉亮对自己的决定后悔莫及，每时每刻他俩都在思念牵挂着自己的女儿，可当时把女儿送给人家抚养时已经再三承诺，以后绝对不会和孩子相认的，他们就是再后悔，也得信守承诺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小妹和黄秉亮后来又生了孩子，对送人抚养的女儿才不那么牵挂了，思念之情也不那么强烈了。但他夫妻俩始终没忘记自己的亲生女儿，经常给孩子寄衣服寄礼品，血浓于水，这份亲情是永远也难以割舍的。

可到了后来，女儿的养父母应该是担心黄秉亮夫妻俩会和孩子相认，他们就不再和黄秉亮夫妻俩保持书信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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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亮和罗小妹退休后回到了西双版纳，他们原本想见见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可到了景洪农场才知道，女儿的养父多年前就意外去世了，女儿已把她养母接到昆明和她一起生活了。千里迢迢来到西双版纳却没能见到自己的女儿，他夫妻俩的心情有多失落，可想而知。

自从知道女儿在昆明生活以后，黄秉亮和罗小妹多次到昆明游玩，其实，他夫妻俩说是去昆明旅游，实际上是想去昆明打探女儿的信息。可昆明是一个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就有八百多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得到女儿的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

可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情，2024年国庆节期间，黄秉亮夫妻俩再次到昆明游玩，竟然在昆明街头偶遇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孩子的养母陈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女儿的养母陈瑛虽然热情款待了黄秉亮夫妻俩，可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陈瑛大姐不表态，他夫妻俩却不能和女儿相认，因为他们不能违背了多年前立下的承诺。

自从去年国庆节期间在昆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罗小妹心里再也难以平静，她多么渴望能和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认，她多么渴望能听到女儿叫她一声妈妈。可一想到当年的承诺，她心里就很难受，特别是和陈瑛大姐视频聊天，听陈瑛（女儿养母）讲述了她丈夫遭遇不幸的经历时，罗小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当年她的女儿也承受了失去养父的切身之痛啊，陈瑛大姐也是一个苦命人。

今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三，罗小妹收到了昆明寄来的茶叶、干果、鲜花饼等昆明特产，在和女儿的养母陈瑛大姐视频聊天时，陈瑛笑着问罗小妹：“小妹，过完年我想带着周小蕙一家三口去重庆看望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欢迎？”“陈大姐，我们当然欢迎！我们热烈欢迎你们一家来重庆做客。”听到这个消息，罗小妹激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她是多么希望能给自己的女儿做一顿好吃的，多么想听周小蕙再叫自己一声阿姨……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一天的时间就像一年一样。自从得到陈瑛大姐要来重庆的消息后，罗小妹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日子，晚上睡觉都能在梦中笑醒，她一直在猜想女儿到底最爱吃什么饭菜，能不能吃惯重庆的麻辣味？她还在想，该给外孙子多少压岁钱，太少了她怕拿不出手，太多了她还真没有。还有女婿，她也想送一件礼物，可一直不知道该送什么好。女儿倒是好说，她都想好了，自己手腕上的那个金镯子，还有那条金项链，都送给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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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30日，也就是阴历新年的正月初二中午，罗小妹和黄秉亮还有儿子一起提前一个半小时就等候在了重庆西站的出站口。下午一点半，陈瑛大姐一行四人走出了出站口，周小蕙走在最前面，看着等候在近前的罗小妹，她猛然扑过来，哽咽着叫了一声妈妈，泪水就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罗小妹以为自己听错了，她哽咽着说：“小蕙，你叫我什么？”“妈！妈妈……”周小蕙哭喊着叫了两声妈妈，紧紧和罗小妹拥抱在一起。罗小妹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站在近前的黄秉亮也猛然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呜呜痛哭。那一刻，周小蕙的养母和她丈夫还有儿子都和罗小妹拥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看到这样的场面，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在场的人们都潸然泪下，感动不已。

回家的路上，罗小妹一直紧握着周小蕙的手，她生怕自己的女儿再离她而去。周小蕙一直宽慰她：“妈，你不要内疚，当初的情况我妈都告诉我了，我不怪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数我穿的好，我妈告诉我说是黄叔叔和罗阿姨给我买的新衣服，那时我心里就很感激也很温暖，可惜那时我不知道您是我的亲妈。以后我就有两个妈妈了，还有一个婆婆，我是世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

时隔四十五年终于和自己的女儿相认了，罗小妹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她发自内心地感激淳朴善良又真诚的陈瑛大姐，是陈瑛大姐帮她养大了女儿，并劝说女儿和自己相认，要不是陈瑛大姐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罗小妹夫妻俩是不会违背之前的承诺的，他们只会默默地关爱祝福女儿，看护着女儿幸福地生活。现在和女儿相认了，了却了他们心中的夙愿，黄秉亮和罗小妹心里除了感激和感动，还有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好在一切都成了过往，女儿生活得很好，他们心里也宽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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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游玩了三天，几乎吃遍了重庆的美食，也游览了重庆的多处景点，和亲生女儿一起的这几天，是黄秉亮夫妻俩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是相聚的时间太短，女儿女婿都有工作，外孙子今年就要参加高考，正月初六上午九点，陈瑛大姐他们一行四人在重庆西站乘车返回了昆明。

分别的时候，罗小妹紧紧拥抱着陈瑛大姐，哽咽着：“大姐，小蕙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永远是你的亲妹子，咱们永远都是最亲的人……”周小蕙也和两个妈妈拥抱在一起，眼泪汪汪地说：“我有两个妈妈，我好幸福……”

了却了多年的心愿，这样的结局也许算是最完美的结局吧，衷心祝福罗小妹和陈瑛大姐的晚年生活幸福快乐！再无烦恼和遗憾！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罗大姐提供素材）

老话说时间带走了我们的过去，也带走了过去的我们。可有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有被淡忘，反倒愈来愈清晰。可能是年龄的原因，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愿意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往事，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曾经的知青往事之所以成了我忘不掉的记忆，因为当时我确实问心有愧，当时做的那些事情，现在想想还觉得愧疚和脸红。

我是1969年冬天和同学们一起到承德地区围场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到围场插队落户的基本都是我们天津的知青，我们一中的三名女生和四名男生被分派在了道坝公社东沟七队插队落户。

从天津到围场路程不算远，可那时路况不好，交通不便，我们下了火车换乘汽车，到了公社驻地还要步行十几里山路，总共历时两天，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到了东沟我们才知道，东沟偏僻寒冷又贫穷，到处都是荒山秃岭，贫穷到什么程度，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根本就不是之前宣传的那样，哪有牛羊满山，哪有山清水秀？更没有鱼米之乡。

不管是欺骗还是虚假宣传，但一切都已无法改变，想返回天津根本不可能了，我们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好在队长和乡亲们都很热情，都很淳朴善良，帮我们打扫房间，帮我们摆放行李，给我们抱来柴火烤火取暖，我们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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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部的那三间房子虽然很破旧，倒也很宽敞，中间的房子是厨房，两头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三名女生住东间，四名男生住西间，两间房子里都有火炕，厨房里有两个灶台，分别烧两铺炕。

安顿好了住的地方，赵队长安排了一名大嫂帮我们烧炕做饭，也教我们学习烧炕做饭。赵队长说我们要尽快学会烧炕做饭，队里派人帮我们是暂时的，不能总帮我做饭。

围场的冬天很冷，比天津要冷很多，处处都是皑皑白雪。当时正是冬季农闲，地里没什么农活，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跟着那位大嫂学习烧炕做饭，学习劈柴挑水。赵队长说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会生活自理，要先过了生活自理第一关。

当时我们知青下乡插队的第一年由国家供应口粮，吃粮问题基本有保障。刚到东沟插队落户，烧柴问题也不用我们操心，赵队长说村头场院边上的那一垛秫秸和谷草就让我们当烧柴。最大的困难就吃水和吃菜问题，挑水要去牛棚院子里的水井去挑，来回二里路，主要是冰天雪地路滑，对我们一帮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吃菜只能靠乡亲们救济，当时有钱也没有地方买菜，老乡家有储存的萝卜白菜，赵队长第二天就给我们挎来一篮子白菜和萝卜，乡亲们也都自发地给我们送白菜送萝卜，也有送咸菜的。

临近春节的时候，帮我们烧炕做饭的那位大嫂就不帮我们做饭了，当时我们基本也都学会了烧火做饭。特别是我们三名女生，都学会了发面蒸窝头，学会了贴饼子，也学会了炖菜熬糊糊，生火烧炕更是不在话下。

春节过后，我们知青就自己做饭了，四名男生只负责挑水挑柴（从场院把烧柴挑到队部来），我们三名女生负责和面蒸窝头，负责烧炕炖菜熬糊糊，刷锅洗碗也是我们女生来做。看看四名男生一个比一个懒惰，我们女生也就有意见了，张秀丽说不能这样惯着他们男生，干脆和他们分开吃饭。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没有争吵也没有什么不愉快，四名男生就和我们友好协商，另立伙食。好在厨房里有两个锅灶，都能做饭，倒也没啥问题。

分灶另立伙食以后，四名男生就轮流值日，一人做饭一天，他们四人都会和面蒸窝头，也会炖菜熬糊糊，比我们女生做饭还快。我们三名女生还是一起做饭，吃完饭轮班洗碗。烧火做饭对我们女生来说没有任何困难，可我们之前都没去挑过水，打水对我们来说还真有点难度。

每次去水井挑水，我都提心吊胆的，生怕掉到水井里。两桶水从牛棚挑回队部大院，能剩下两半桶就不错了。另两名女同学最打怵的也是去挑水，张秀丽第一次去挑水还跌倒了，把衣服都弄湿了。有时我们做饭水不够用，就去男生水缸里舀水。那几名男同学都很友善，看我们挑水困难，他们去挑水的时候，就帮我们挑两桶，我们基本就不用去挑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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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生产开始以后，我们也要早起晚归跟着社员们下地干农活，劳动一天收工回来还要做饭，确实是有点难以适应。看看男生天天帮我们挑水，帮我们挑柴，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就主动提出和他们归伙，还是在一个锅里搅饭勺，毕竟是做三个人的饭和做七个人的饭都是一样的工序，也麻烦不了多少。

之后的日子里，男生除了挑水挑柴，也和我们抢着做饭，抢着洗碗，大家相处的也算和平友好，基本没再发生什么不愉快。

一年后，上级不给我们知青供应口粮了，我们也要靠挣工分分口粮，用汗水换来的口粮也就愈显珍贵了。因为我们生产队的耕地多为山坡地，广种薄收，社员们的口粮也是勉强能填饱肚子。当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再加上劳动强度大，天天都有吃不饱的感觉。我们女生还好，一顿饭每人一个窝头就差不多能吃饱。可男生就不行了，他们一顿饭至少要吃两个窝头，李吉坤一顿饭要吃三个窝头，还要喝两大碗糊糊，他一个人一顿饭的饭量，就是我们女生一个人一天的饭量。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的口粮也就断顿了，不得不厚着脸皮去队里借粮。

到了第三年秋后，那年的收成也不好，我们担心粮食不够吃，张秀丽又提出了和男生分伙的建议，建议另立炉灶，免得我们女生到时候也跟着没粮吃。

第二次分伙，男生虽然没说啥，但也看出了他们的不满意，我听到李吉坤背后说我们的坏话，他说我们女生太小气太能计较，多吃一个窝头也计较。就这样，我们再次另立伙食，真正做到了井水不犯河水，我们自己能挑水能打柴，也就不欠他们男生什么了。

1974年秋天，我们七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赵队长让我们自己分配这个名额。他们男生首先发扬了风格，说我们女生优先，他们都不争这个名额。最终，张秀丽去公社供销社当了售货员，我和杨庆芳虽然没能去供销社工作，但我俩还是发自内心感激四名男同学。

第二年春天，县棉纺厂和地区罐头厂招工，我们七队又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四名男生还是发扬了风格，把招工进城的机会留给了杨庆芳，杨庆芳成了地区罐头厂的一名工人。对于男同学的无私和慷慨，我由衷地敬佩他们。

自从知青点剩下了我一名女生，男生就提出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还说不让我做饭也不让我洗碗，毕竟他们四个人也是一日三餐，不差我一个。就这样，我又和男生一起吃饭了。后来的花费中，他们男生总是让我少拿一点，理由是我饭量小，理应如此，这反倒弄得我不好意思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抢着做饭，抢着刷锅洗碗。张秀丽每次回来看我们，都会给我们带一些食品，还总是向男生道歉，总是说当初自己太小气太自私，请大家原谅。

1976年冬季，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回天津读书，我赶上了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也是我们东沟大队唯一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我离开东沟的时候，四名男同学还要把我剩余的口粮折成钱给我，我红着脸说：“这么多年，你们给了我很多关爱和照顾，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大家，这一点粮食你们要是再给我钱，那不是让我难堪嘛……”

离开东沟那天，四名男同学步行十几里山路，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他们还给我带上了几个白面馒头和一块咸菜疙瘩，让我路上吃。同学们的纯真善良令我感动，我挥泪和大家道别的时候，禁不住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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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是半个世纪，每当回忆起在围场插队的点点滴滴，每当想起和男同学闹分伙的情景，我还觉得内疚和脸红。感谢四位男生当年给予的关爱和照顾，这份恩情我会谨记在心，直到永远。也感谢当年乡亲们给予的关爱和温暖，那里的沟沟坎坎我还记忆犹新，那里的老老少少我也都历历在目，围场永远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和同学们会经常回去看望乡亲们的。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侯梅英老师）

当年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已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可山村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我却无法忘记，也忘不了十一名同甘共苦的北京知青兄弟姐妹们，更忘不了知青点不远处拴着的几头大黄牛以及它们奋力耕田拉车的辛劳场景。当时每家每户院子里养的鸡狗，也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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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12月末和同学们一起到山西省忻州地区的林木大队插队落户的，来到林木大队的第三年，我们二队于队长家的大黑狗生了六个小狗崽，等狗狗出了满月，于队长就给我们知青抱来一只小狗，于队长说等小狗长大了给我们看家，我们知青们也都喜欢小狗，就把小狗留在了知青点。那只小狗通身黑色，我们给小狗起名叫小黑。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小黑长成了大黑，我们就给小黑改名叫大黑。大黑一顿饭至少吃一个半窝头，还能喝一大碗糊糊，有时我们喂不饱大黑，大黑就会到邻居家偷吃。女同学们都嫌大黑太能吃，提议把大黑送走。我们男生不同意，都说吃饭的时候自己少吃一口，省给大黑吃。就这样，大黑成了我们二队知青点的一员，一直陪伴着我们在艰苦的生活中不离不弃。

1977年年末，我们知青点的同学们都卖了多余的口粮回北京探亲去了，我因为参加了高考，感觉考得还可以，就留下来等待公布考试结果，等待录取通知书。那年冬天，我们知青点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在有大黑给我作伴，我才不那么寂寞孤单，夜里也不害怕。

寒冷的冬天，寂寞难熬的等待，让我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好在大黑天天围着我转，我躺在炕头看书，它就趴在脚地上眯着眼睛打瞌睡。白天我跟着社员们出工劳动，它就趴在知青点的院门口守护着知青点的门户，陌生人休想踏进我们知青点院门半步。我收工回来的时候，大黑就会摇着尾巴迎上来，高兴地往我身上扑。

那年过春节的时候，于队长担心我一个人过年寂寞想家，他就拉我去他家过年。我不想让大黑自己独自在知青点过年，就婉拒了于队长的好意。除夕那天快要吃早饭的时候，于队长给我端来了一碗烩菜和两个白馍，菜是猪肉白菜炖粉条，菜里还有丸子和豆腐。后来又有好几位老乡给我端来了烩菜，送来了白馍，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年三十的那顿早饭，我吃了两大碗烩菜两个白馍，也给大黑吃了两个白馍和两片猪肉，还给大黑吃了几个丸子，大黑特别高兴，围着我又蹦又跳，还总往我身上扑。可就在我给大黑吃白馍的时候，我们二队的五保户樊大爷老给我送烩菜，看到地上的白馍，樊大爷的脸色明显不好看了，他把烩菜倒在我的菜盆里，放下手里的那两个白馍转身就走了。

在林木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樊大爷对我特别好，他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老人。樊大爷是个孤儿，小时候要过饭，因为没有父母操心，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年龄大了，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了，他就成了社员们关心照顾的五保户，但他很少给队里和乡亲们添麻烦，有时我帮他挑两趟水他都很感激，总说让我受累了。

那天中午，也是于队长第一个给我端来了饺子，随后又有六七家乡亲给我端来了饺子。当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蒸白馍，才舍得包饺子吃。看着那大半盆乡亲们送来的饺子，我心里说不出有多感动有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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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端着碗吃饺子的时候，大黑蹲坐在我面前一个劲摇尾巴，还时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我明白大黑是在向我讨吃的，我也想扔给大黑几个饺子吃，毕竟大黑也是我们知青点的一员他为我们看家护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可一想到五保户樊大爷早晨给我送烩菜时那难看的脸色，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和难受。一想到樊大爷说闹饥荒时吃树皮充饥的经历，我就有一种犯罪感。

犹豫了好久，看着大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动了恻隐之心，趿拉着鞋到门口看了一下，确定没人来，赶忙把碗里的饺子拨在地上几个给大黑吃，我就转身站在门口替大黑放哨，生怕这个时候樊大爷再到知青点来给我送饺子。

事情就这么巧，我刚转过身去，樊大爷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来到了知青点，看着大黑在低头吃饺子，樊大爷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他把碗里的饺子倒在我的那个搪瓷盆里，转身就离开了。到了门口，樊大爷回过头来对我说：“新华，可不敢糟蹋东西，要不是过年，谁家能舍得吃白馍？谁家舍得包饺子呀……”

看着樊大爷远去的背影，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

正月初二吃过早饭我去给樊大爷挑水，当时樊大爷在吃早饭，只见他一手拿着一个高粱面窝头，一手端着一碗糊糊，没有菜也没有咸菜，他吃得很香。我心里很难受，就问他：“大爷，这大过年的，你就吃这？”“夜里（昨天）是新年，今儿年就过完哩。你看，这也有白馍，我这把年纪了，吃啥都一样，不挨饿就知足。”樊大爷说着，放下手里的饭碗，揭开盖在荆条筐上面的笼屉布，荆条筐里有两个白馍和几个高粱面窝窝头，可樊大爷没舍得吃白馍。

给樊大爷挑了两桶水，我回到知青点，把乡亲们送给的白馍和饺子用笼屉布包了一些，给樊大爷送来。樊大爷说啥也不要，我说乡亲们送得太多了，我一个人好多天都吃不完，樊大爷才勉强收下了。

元宵节过后不久，我接到了北京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农学院虽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大学，可离开学校九年又圆了我的大学梦，我心里还是很激动很欣慰的。

离开林木大队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樊大爷专门给我烙了白面饼，让我带在路上吃。大黑紧跟在我身边一步不离，我同学硬是把它抱回了知青点。于队长赶着队里的毛驴车一直把我送到滹沱河对岸的县城，他硬是塞给我五块钱，才一个人赶着毛驴车回村去了。

后来我才发现，樊大爷送给我的白面饼里面还夹着十八块钱，都是一块和两块钱的新票。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是感动还是难受，樊大爷受了一辈子苦，他没舍得吃过一口好东西，更没舍得穿过一件好衣服，这十八块钱，差不多是他一辈子的积蓄。

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冬季，我得到了樊大爷去世的消息，没能为樊大爷尽一点孝心，也没能送樊大爷最后一程，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今年清明节，我们当年在忻州插队落户的三名北京知青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到坟地祭拜了樊大爷和老队长，当年在林木大队插队落户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想起当年我用白馍和饺子喂狗的事情，我心里就很痛，特别是樊大爷那难看的脸色，更是令我愧疚和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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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第二故乡之前犯下的这个严重错误一直让我后悔和愧疚，也正是因为那次错误，后来的生活中我没浪费过一粒粮食，当年樊大爷给我讲述的灾年吃树皮充饥的经历，我一直牢记在心里。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汪新华老师）

知青岁月：从返城知青到下岗工人，我的人生经历真的不容易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就业的压力，婚姻的变故等等。只要咬牙挺过来，人生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作为一名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我经历过下乡插队当知青，也经历过从回城当工人到下岗再创业，我的人生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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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整整五十六年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春天和几名同学一起到长安公社长上大队插队落户的。我们到长上大队插队落户之前，就有多名延吉知青在长上大队插队落户了，我们几个人属于安插知青，我和李云翔被安插在了了八队知青集体户，之前来到的哥哥姐姐对我俩都很照顾。蒋队长对我俩更是关照，给我俩安排轻松的农活，和别人记一样的工分，我俩挺感动的。

凡是有过知青经历的同学们都知道，当时的农村生活很苦，生产劳动很累，我们插队落户的长上大队也不例外，天天早起晚归参加生产劳动，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好在我们生产队耕地多，吃粮吃菜都没问题，每年秋后还能分几十块钱的红利，我们当时也没感到生活有多苦。

到长上插队落户的第三年春天，我们集体户的户长高玉秋安排我和李云翔跟着蒋队长去赶集为我们集体户买小猪仔，我们十几名知青一共凑了十二块钱，蒋队长说差不多能买一头不错的小猪仔，钱不够的话，队里先给我们垫上。

十二块钱都是一块和五毛的零钱，我没有挎包，就把钱装到了李云翔的挎包里，我俩高高兴兴跟着蒋队长去了集市。那时赶集的人不多，卖东西的人更少，好多东西都是偷偷摸摸私下里交易。

蒋队长和孙会计（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为队里买了牛绳、牛套和草筛子，然后又帮我们看好了一头胖嘟嘟的小猪仔。一番讨价还价讲好了价钱，付钱的时候李云翔才发现他挎包里的钱竟然不翼而飞了，我们大家的十二块钱和他自己的一块二毛钱都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弄丢的，我们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答案。李云翔吓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是李云翔弄丢了大家买小猪仔的钱，可我俩一起来的，我至少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

看我俩可怜巴巴的样子，蒋队长苦笑着安慰我俩：“丟就丢了，不怕！也怪我没提醒你俩，这集上有扒手，前几年我就被掏走了五块钱。这样吧，先把小猪仔买回去，钱的事以后再说。”蒋队长说完，让孙会计替我们垫付了买小猪仔的钱。

原本说好了等秋后分红的时候队里扣掉替我们垫付的钱，可等到分红的时候，队里并没有扣我们的钱。事后蒋队长说我们都是孩子，我们弄丢的钱就让队里的老少爷们平坦了，一个人头也就是一分钱的事。为此，我和李云翔发自内心地感激蒋队长，感激乡亲们。

直到1977年夏天，我和李云翔才招工进城，李云翔去了延吉市拖拉机配件厂，我招工到延边农机厂，我俩的招工单位还是比较理想的，都是国营企业。我们集体户的户长高玉秋好像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迟迟没有招工进城。

离开长上大队的时候，我和李云翔留给高玉秋十二块钱，让他转交给蒋队长，把队里替我俩垫付的那些钱还上。蒋队长知道后很不高兴，追了我俩二里路，非要把钱还给我俩，好在我俩跑得快，蒋队长气得直跺脚。

在长上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我和李云翔总算回城当了工人，又成了城里人。随后就是结婚成家，后来有了孩子当上了父亲。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下去，不求大富大贵，但求衣食无忧。

一晃就到了1996年，上山下乡运动刚结束了没几年，分流下岗潮又席卷全国，我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打碎了。

没了工作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我在家蒙头大睡了三天，在邻居张大叔的指点下，花了二百四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倒骑驴（人力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批发水果蔬菜，走街串巷叫卖。虽然很辛苦，倒也有些许收入。风里雨里卖了两年水果，扣除生活开支，还结余了几千块钱，细算了一下，比上班挣的工资多了一半还多，但也没少吃苦头。

走街串巷做流动商贩也有麻烦，刮风下雨就影响做生意，见到城管工作人员就得东躲西藏，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市场租摊位，合法做生意。

就在我准备到市场租摊位的时候，我同学李云翔突然来找我，他说要去驾校报考驾照，问我考不考驾照。我跟我爱人商量了一下，我爱人支持我去考驾照，我和李云翔一起到到驾校报了名。

考取驾照后，跟着在单位开车的一位亲属练习了一段时间，我就当了一名的哥，开起了出租车。

说句实话，开出租车也不轻松，我当时开晚班，下午四点接车，第二天早上六点交车，一个班十多个小时，比卖菜也多挣不了多少钱，也不少担惊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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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我开出租车的第二年秋后，晚八点多送一位乘客去和龙，当时的路况不好，七十多公里的路程我跑了近两个小时。乘客很友善，多给了我十块钱。返回时，一位乘客拦车，说要回延吉。一番讨价还价，车费定为八十元。闻到乘客有一股浓浓的酒味，我就让乘客坐在了后排座位上。

往返都有乘客，我很开心，这一趟和龙就能挣二百多，比在市里跑能多挣一倍。

返程不到两个小时，午夜十二点半，我就回到了延吉。到了市里，我问后座上的乘客去什么地方，他不回答，这时我才发现，他呼呼睡着了。没办法，我只好把车停在路边，打开后车门，用力摇晃那位乘客。任凭我怎样摇晃，那位乘客照样大睡，怎么也叫不醒。

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拉着那位乘客去了出租车派出所，等派出所的警察跟着我来到出租车前打开后车门时，那位乘客却不见了踪影。派出所的民警苦笑着对我说：“肯定是没钱付车费，才耍无赖，你这是被逃单了。”

第二天早晨准备交车时，我整理后车座，在座垫下面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里有八百多块钱，还有一沓收据（发票）。我怀疑钱包就是那位逃单的乘客遗失在车上的，就赶紧交到了出租车派出所。

当天下午，出租车派出所的警察突然传呼我，我回了电话，他们让我去一趟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天逃单的那位乘客。那位乘客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先道歉后感谢，一连说了好几句谢谢。然后跟我解释了那天的情况，那天他确实喝多了，我把车停在派出所门口的时候，他迷迷糊糊下车找厕所，结果就没再找到我的车，他并不是有意逃单。第二天醒酒了，他发现钱包不见了，就到出租车派出所报了案。

那天，那位乘客说他只要钱包里的收据（发票），钱包里的钱就权当是对我的感谢。我说只要八十块钱的车费，坚决不收多余的钱。在警察的劝说下，我勉强收下了二百块钱，等于给了我一百二十块钱的误工费。

随后，那位乘客写了感谢信送到了运输管理所，还到《延吉晚报》社登报表扬我，说我拾金不昧，说我乐于助人。其实，我也没那么高尚，只是做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年，我被运管所和市文明办评为模范出租车司机。当时河南桥按单双号限行，我获得了单双号不限行的优待。令我没想到的是，因为一次乘客逃单，我却因祸得福，得到了荣誉还得到了实惠。

这一行一直干到退休，我给别人开过出租车，自己也当过车主。出租车行业虽然很辛苦，但我热爱这个行业。

退休后，我找了一份打更的工作，又干了八年，后来人家嫌我岁数大了，我也就算正式退休了。

目前，我和老伴冬季去海南或云南猫冬，夏天在延吉生活，我和我老伴在郊外开垦了一亩多荒地，种蔬菜种瓜果，解决了自己和儿子家大半年的吃菜问题，一季还能卖千把块钱，亲戚朋友也能吃到我种植的有机蔬菜。种菜很累，但我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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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有困难有坎坷，也有收获和快乐，熬过了苦难，走出了坎坷，只要咬牙挺过来，眼前的一切就会豁然开朗。先苦后甜，生活才有滋味。朋友们，你们赞同我先苦后甜的观点吗？祝大家先苦后甜，健康喜乐！都过上美好幸福的快乐生活。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韩永强师傅）

李国平老师是一位青岛老知青，他曾在莱西县张家庄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考上了青岛海洋学院。当时李国平已经在张庄大队结婚成家，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村里人都担心李国平会成为当代陈世美，最终的结局到底怎么样了，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这段知青故事就是李国平老师给我讲述的，根据他的讲述，我编写了这篇文章，分享给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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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国平回忆，他是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汽车离开青岛的，他们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就是距离青岛二百多里路远的莱西县张家庄大队。当时他们十一名青岛知青被分派在张家庄七队，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部的两间土坯房子里，睡的是地铺，队里专门安排了一名妇女帮着做饭。他们十一名青岛知青算是一个生产小组，因为李国平是高中毕业生，张明祥队长就指名道姓让李国平担任知青小组的组长。

莱西的冬季和青岛一样寒冷，当时正处在农闲时节，地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社员们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偶尔跟着队长去干一些杂七杂八的零杂活，没啥事就在家歇着。年前的那段时间，李国平他们一共就出工劳动了四天，还是上午出工劳动，午后在家歇着，纯属是磨洋工混工分。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拉开了帷幕。春耕前的农活就是往地里运送土杂肥，为春耕做准备。张家庄大队的耕地较为平坦，大部分耕地能用架子车或独轮车运送土杂肥，有些偏远的耕地，架子车和独轮车不能抵达，只能用扁担和土筐往地里挑粪。

因为知青们都不会推独轮车，张明祥队长就让男知青跟着架子车往地里拉粪，女知青就留在牛棚后院里往架子车上装粪，也给推独轮车的社员往独轮车上装粪。李国平看大姑娘小媳妇都会推独轮车，他觉得自己也能推，每次拉粪回来的路上，看到推独轮车的社员，他就上前帮着社员把空车推到牛棚后院，他觉得只要能推空车，就能推重车。

第二天往地里拉粪回来的路上，李国平见杨会计家的二闺女杨春红娴熟地推着两大筐牛粪往地里走，他就走过去笑着说：“咱俩换一下工可以吗？我想学学推独轮车，你帮我去拉粪。”“行是行，就怕你推不了。”杨春红笑着说道。

李国平也不谦虚，自信满满地说：“没问题，看我的。”他一边说一边推起满载的独轮车就往前走。可刚走了几步，独轮车就偏离了方向，一下子歪倒在路边，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杨春红赶忙跑过去，和李国平一起把歪倒的独轮车扶起来，她弯腰就用手往车上捧撒在地上的牛粪。李国平回头追上架子车，拿来一张铁锨，把撒在地上的牛粪都装在了独轮车上，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还真不行，真是太高估自己了，给你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李国平说完，扛起铁锨就去追赶远去的架子车，杨春红笑了笑没吱声，推起独轮车快步往前走去。

过了两天，村子附近的耕地都卸满了牛粪和土杂肥，远处的耕地道路狭窄不平还有上坡，一个人推独轮车太费力气，张队长就安排知青帮着推独轮车的社员拉车。李国平原本跟着架子车拉粪，他就和一名知青换工，去帮推独轮车的社员拉车，目的就是为了学会推独轮车。

事情就这么巧，那天李国平拿着拉车的绳子正犹豫跟谁搭档，杨春红恰好推着独轮车来到了牛棚后院，李国平就笑着说：“我拉你的车可以吗？正好跟你学学推胶轮（独轮车）。”“行啊，谁帮我拉车都一样。”杨春红笑着说道。

往地里推粪时，杨春红推车，李国平在前面拉车，两人配合得很默契。空车回来的时候，李国平就让杨春红坐在车上，他来推车。起初杨春红不敢坐，担心李国平把她摔了。后来看李国平推车挺稳当的，她就坐在独轮车上，让李国平练习掌握平衡，学习推车。

只一上午的时间，李国平就基本掌握了推车的技巧，杨春红也没挨过摔。到了下午，李国平就提出让杨春红拉车，他来推车。整整一下午，李国平一次也没把独轮车推倒，他俩还比其他社员多推了一趟牛粪。就这样，李国平跟着杨春红学会了推独轮车，他是十一名青岛知青中第一个学会推独轮车的知青。

别看杨春红比李国平年龄还小，可她干什么农活都很在行，锄地又快又好，薅麦子（长势不好的麦子不用镰刀割，直接用手拔）也比其他社员快。后来的生产劳动中，杨春红经常帮助李国平，帮他锄地，帮他薅麦子，也帮着知青推磨磨面。因为杨春红性格开朗又读过书，知青们都愿意和她说话拉呱，对她的印象也特别好。

可那时农村人的思想都很守旧，社员们看不惯青年男女在一起说笑，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残余对那代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岁数大的人，更是看不惯青年男女天天在一起不拘小节大大咧咧地说笑。

就是因为杨春红经常帮李国平干农活，经常到知青居住的地方去玩，村子里渐渐有了闲话，说杨春红和李国平谈恋爱了，还有一些难听的话。为此，杨春红的母亲狠狠骂了杨春红一顿，杨春红也就不敢帮李国平干农活了，也不敢去知青点串门了。

1972年冬季，县卫生部门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农村医疗卫生知识培训），每个生产大队都要派两名有文化的青年去县里参加学习培训。当时张家庄大队就有两名初中毕业生，一个是杨春红，一个人大队书记家的二小子张吉华。可张吉华不想当赤脚医生（村医），张书记就准备安排一名青岛知青县里参加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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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正好有知青被抽调到县里工作，插队知青都希望能被招干或被招工，都担心当了赤脚医生就不能招工招干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名去县里参加学习培训。最终，李国平报了名，他说愿意为张家庄的医疗卫生工作做贡献。

杨春红的母亲一听李国平去县里参加学习培训，就不想让杨春红去县里学习了，她担心别人说闲话。张书记就去做杨春红母亲的工作，先批评她思想守旧，再讲道理，还开玩笑说：“春红她娘，你家春红要是真能找一个像李国平这样的知青女婿，那真是祖上积德烧了高香！”

在县里学习培训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杨春红和李国平天天一起学习，一起在食堂吃饭，彼此间渐渐互生好感，李国平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性格开朗又漂亮的杨春红，杨春红也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高大结实的李国平。

学习结束后，杨春红和李国平就成了张家庄大队的赤脚医生，大队卫生室就设在村里原来的老中医张大爷家，张大爷还答应教两个年轻人学习中医药知识。

名义上是大队赤脚医生，杨春红和李国平照样天天参加生产劳动，社员们谁有个头疼脑热，就去找老中医张大爷，早晚时间，杨春红和李国平也给社员们打针送药。但社员们都不太相信这两个年纪轻轻的赤脚医生，都相信张大爷，毕竟张大爷是一名老中医，会针灸，确实有点真本事。

当上赤脚医生以后，杨春红和李国平又经常在一起了，村里又开始有人说闲话了，李国平不想让杨春红难堪，他想和杨春红结婚。可李国平的父母说啥也不同意李国平和农村姑娘结婚，他们都希望李国平尽快招工进城。

李国平看很难做通父母的工作，他就对父母撒了谎，说杨春红怀了他的孩子。还别说，这一招真管用，李国平很快就跟杨春红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李国平成了第二个和当地农民结婚的青岛知青。之前已有一名女知青嫁给了当地农民，据说是奉子成婚。

婚后的生活很平淡也很快乐，结婚不到一年，杨春红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李国平给爱女起名叫李海霞，寓意女儿就如海面上的一抹红霞。

有了孩子以后，杨春红就不出工劳动了，她天天在大队卫生室给社员们打针送药，也跟着张大爷学习中医药知识，学习针灸拔火罐，张大爷说他无儿无女，不能把他祖传的医术带进棺材，他要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杨春红。

恢复高考后，李国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青岛海洋学院，他成了张家庄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李国平去青岛上大学了，村子里又有了闲话，大家都说李国平大学毕业就成了国家干部，他不会再回到张家庄来了，也不会再要杨春红娘俩了。一时间，李国平竟然成了大家口中的陈世美。

令村里人没想到的是，李国平去青岛读书后，每隔一两个月就回来看望杨春红和孩子，他父母也到张家庄来过两次，给杨春红娘俩买了新衣服，还送来了挂面和粮票。这下总算堵住了乡亲们的嘴，杨春红心里也踏实了。

大学毕业后，李国平分配在青岛海洋科学研究所工作，他和妻女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后来杨春红原本可以办理农转非到青岛和丈夫团聚，可她恰巧被上调到乡卫生院工作，也转成了非农业户口，正式职工待遇。杨春红舍不得她热爱的医疗卫生事业，她甘愿和丈夫两地分居。李国平理解他妻子的心情，他也不责怪她，每个月至少回一趟莱西和妻女团聚。后来看妻子太忙，李国平就把女儿接到青岛，让父母照顾女儿上学读书。

1991年秋天，李国平的女儿李海霞也考上了青岛海洋学院，那时已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父女成了校友，李国平特别高兴，也为此感到骄傲。

两地分居的生活虽然很难熬很漫长，但到了退休年龄，杨春红却又嫌时间过得太快，因为她还不想离开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乡卫生院。2006年初夏，杨春红光荣退休，退休后来到青岛和丈夫团聚在一起。可闲不住的杨春红不甘寂寞，她又重操旧业，在青岛开设了杨春红中医诊所，继续发挥余热，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也受到了居民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目前，七十四岁的杨春红医生还坚持在医疗战线发挥余热，李国平担起了全部家务，包括帮女儿家料理家务还要关心外孙子的学习。李国平老师说虽然很苦很累，但苦累并快乐着，到了这个年龄生活还这么充实，他的亲戚朋友都很羡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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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李国平老师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跟大家讲述完了，在这里也借助自媒体这个平台，祝福普天下的知青哥哥姐姐们晚年都生活得幸福快乐！健健康康活好每一天，也像李国平老师的生活一样充实，苦累并快乐着。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李老师提供素材）

老话说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有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觉得那么幸福。吴秋芳老师为什么会赞同这句话？因为她回忆起曾经在遵义地区插队落户的那段往事，也觉得幸福和温暖，还有几分苦涩和愧疚。

据吴秋芳大姐回忆，她是1969年4月份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的上海，他们要去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同行的基本都是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有他们同校和同班的同学，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还有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和几位社会青年。

吴秋芳记忆最深刻的是，离开上海那天，她胸前的大红花被风吹落，是一位男同学帮她捡回来的。还有他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行李上都绑着一模一样的搪瓷缸，茶缸上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字样。

满载知青的专列不分昼夜，不知疲倦，一路狂奔，窗外的景色从灰瓦白墙变成连绵的青山，再由荒山野岭变成了城市的轮廓，历时两天两夜，专列停靠在了贵州省的遵义车站。

在遵义短暂停留后，吴秋芳他们又乘坐汽车继续前行，到了公社驻地，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过午饭，公社干部宣读了分派名单，吴秋芳他们八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到杨家湾三队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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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们跟随拉行李的架子车走进村子时，知青们才感受到了这里的贫穷和乡亲们的热情，泥泞松软的小路弄的他们双脚都是泥土，一栋栋低矮的土坯木板房子破旧不堪，村子里时而传来几声犬吠的声音，热情的乡亲们都迎上来帮知青们拿行李，一些年龄小的孩子围着知青们转来转去，像看外星人一样好奇。

三队队部的那几间木板房散发着木头腐朽的味道，屋顶能透进光亮。队里的这几间房子，就是上海知青临时的住所。

第一顿晚饭是杨队长的婆娘帮着烧的，高粱红薯面窝窝头，一锅萝卜条菜汤，外加一碗咸菜条。伙食虽然不好，毕竟是热汤热水，知青们都吃得很饱。夜晚，山风穿过木板的缝隙，吴秋芳她们裹紧棉被还觉得寒冷，听着远处山坳里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她们的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头。

一场春雨过后，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第一天出工劳动，吴秋芳就跟杨队长说了他们房子漏雨的情况。当天中午趁着歇工回家吃饭的功夫，杨队长和他儿子杨新正借了别人家的梯子，把漏雨的房顶修缮了一下，然后对知青们说：“等忙完了春耕春播，队里就给你们盖新房。”

杨队长果真说话算话，初秋时节，队里就为知青盖好了新房子，土坯墙刷着白石灰，房间里宽敞又亮堂，比队里的旧房子好了很多。吴秋芳和同伴们搬进去那天，杨队长带着几个社员挑来烧柴，还为知青们送来了几十斤大米。杨队长黝黑的脸上泛着憨厚的笑，露出两排发黄的牙齿对知青们说：“孩子们，往后这儿就是你们的新家，谁有啥难处，就跟我说，我就是你们的家长。”

之后的日子里，杨队长和乡亲们对上海知青特别关爱，总是让他们干最轻松的农活，乡亲们谁家有好吃的，都会给知青们送一些。杨队长家养了几只老母鸡，他婆娘隔几天就给知青们送来八个鸡蛋，每个知青都有份。

记得是第二年秋天刨红薯的时候，吴秋芳她们女知青和女社员在前面拔红薯秧子，男社员在后面刨红薯。突然，吴秋芳一声尖叫，神色慌张地后退了好几步。正在刨地瓜的杨新正扔下手里的板镢，第一个冲过来，站在了吴秋芳的前面。吴秋芳哽咽着说：“蛇，好大一条蛇……”

杨新正走过去扒开红薯秧子一看，是一条无毒的小蟒蛇，就用手捉住那条小蟒蛇，回头笑着对吴秋芳说：“不怕，这种蛇没有毒，专吃老鼠，它不咬人。”杨新正说完，把那条蛇送到了很远的草丛中放生了。

自那以后，吴秋芳总是找借口和杨新正搭话，收工回家的路上，也经常和他走在一起。杨新正也经常帮着吴秋芳干农活，还跑到山沟里给吴秋芳摘酸枣吃。吴秋芳说杨家湾的酸枣酸甜可口，她特别喜欢。

日子像山间的溪流，平缓又清澈。在杨家湾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六年，吴秋芳已经习惯了清晨听着鸟鸣起床，习惯用方言和社员们唠家常，习惯了杨新正对她的关爱和照顾。每次回上海探亲过春节，吴秋芳都会给杨队长家带回上海的特产和糕点，还送给了杨新正一套工作服（吴秋芳父亲单位发的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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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天，吴秋芳患上了黄疸肝炎，杨新正就翻山越岭去给吴秋芳采草药，还跑到公社供销社给她买来红糖。在杨队长一家的关爱照顾下，吴秋芳的黄疸肝炎很快就痊愈了，她发自内心地感激杨新正，感激杨队长一家人，她也渐渐喜欢上了淳朴善良又憨厚的杨新正。

那年秋天，杨家湾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名额，经过全大队社员群众的推荐选拔，大队书记决定让吴秋芳去县里参加文化课考试。

很快，吴秋芳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体检政审，她幸运地成为了贵州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

离开杨家湾那天，乡亲们都来为吴秋芳送行。杨队长把十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到吴秋芳的挎包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他哽咽着说：“闺女，你知道吗，我和新正他娘原本打算让你做我家的媳妇，新正他娘把全新的铺盖都准备好了，你这一走，新正松得够呛，新正他娘心里也真舍不得你走啊……”

众乡亲簇拥着吴秋芳为她送行，还没到村口，远远就看到那棵香樟树下站着一个人，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杨新正。等吴秋芳坐上了队里为她送行的马车，杨新正突然冲上前，把一包红透的酸枣和一双布鞋鞋塞给吴秋芳，强忍着泪水说：“秋芳，这是我娘给你做的布鞋……”

坐在马车上的吴秋芳把杨新正送给她的酸枣和布鞋紧紧捂在胸口，任凭眼泪肆意流淌。

大学毕业后，吴秋芳被分配到外贸部门工作，一年后和一名招干到贵阳工作的上海知青结为夫妻，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位上海知青就是当年帮她捡回大红花的那个知青，他俩并不是同校同学。

结婚后，吴秋芳也很想回杨家湾看看杨队长一家人，可一想到当年分别时杨新正那不舍的眼神，吴秋芳心里就难受，她不敢再回杨家湾，她怕打破了杨新正平静的生活。

1996年春天，吴秋芳和她爱人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上海，他们一家三口的户口都迁回了上海。离开贵阳时，吴秋芳给杨队长一家买了新衣服寄回了杨家湾，她没回去跟杨队长一家道别，她总觉得亏欠杨队长一家人，也觉得对不住他们一家人。

回到上海后，吴秋芳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碌，但她一直念念不忘杨家湾，那些质朴的面孔，那片广袤的田野，以及那段纯粹的情感，始终在她的脑海里反复浮现。逢年过节，她都会给老队长和杨新正寄钱寄物，但她始终都没有把详细地址写在汇款单和包裹单上。

近几年，吴秋芳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关于知青返城的专题报道，她脑海里经常闪现她熟悉的青山绿水，她的手总是不自觉地抚上心口，杨家湾仿佛还留着她当年的心跳。杨新正那熟悉的面孔，也时常闪现在她的眼前。

今年3月下旬，吴秋芳终于踏上了重返杨家湾的旅程。火车依旧穿过连绵的山脉，但窗外的景色已焕然一新。踏上第二故乡的那方热土，曾经的羊肠小道早已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破旧的村落也已旧貌换新颜，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房屋。

走进村子，吴秋芳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当她说出杨新正的名字时，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新正啊，他后来当了村支书，带领大伙种茶叶种果树，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可惜……”老人的声音突然哽住了，过了一会子，老人难受地说，：“疫情期间，新正染病去世了……”

在那位老人的指点下，吴秋芳来到了老队长和杨新正的坟墓前，她从包里拿出那双保存多年的布鞋，缓缓放在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耀眼的阳光洒在墓碑上，仿佛映出了杨新正年轻时的模样。

从遵义回来，吴秋芳心里总是隐隐作痛，她真后悔没早点回去看望老队长和乡亲们，她更觉得愧对杨新正对自己的那片真情。事已至此，后悔自责也于事无补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今后每年的清明回到杨家湾给老队长和杨新正上坟，去看望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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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已渐行渐远，可杨家湾的山山水水，都将永远在她心中流淌，吴秋芳和杨新正的那段感情往事，将成为她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作者：草本作家（感谢吴大姐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