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怀念好友“和尚”
作者：王麟生
提起又放下的，是手中的笔，放不下又提起的，是心中的一份思念。
图片来源网络
“和尚”走了，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年了。认识“和尚”，是在北去列车的车厢里。1968年8月，上海黄浦区两所学校——光明中学和培光中学以及其他学校的一些零星人员共53人，组合成一个连队，目标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五团三营（海洋分场）。原先陌生的这群年青人在3天3夜的旅程中很快就打得一片火热。
我们这支队伍的领导，连长是方存忠，指导员是张爱莉，副连长就是“和尚”。
怀念“和尚”，倒不是因为他当过我的领导，因为他们当这支队伍的领导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到了兵团以后，我们这些人就分散到各个连队去了；重要的是，他不像领导，倒更像朋友，火车上的一见钟情，维系了我们一生的友谊。
“和尚”的大名是蔡尚恩，不过我们都叫他“和尚”，为什么叫他“和尚”，我估计是因为他名字中有个“尚”字。虽然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不过我一直认为，这个绰号对他很形象。因为他圆圆的脸，开朗的笑，整天乐呵呵的样子，真像一个与人为善的“和尚”。
短暂的相识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和尚”他们去了四连，我们“光明”的去了二连。尽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忙碌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一有机会，特别是回上海探亲的时候，我们就会相聚在一起。
图片来源网络
再后来，“和尚”去了砖厂。因为是家中的“独苗”，1974年“和尚”获准回到了上海。我后来去了工程连，1978年初也回了上海。就这样，我们都转了一个圈，上海——黑龙江——上海，又在上海会师了。然而这时候，社会已经变化了，我们30来岁、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只能从零开始闯天下了。
在回城后这些时间，是一段我们交往较多的日子，也是有些痛苦但又掺杂着希望的日子。我们忙学习，忙工作，忙事业，忙家庭，忙孩子，忙房子，忙得一塌糊涂。见面的时候，我们谈高兴的事，谈兴奋的事，谈扫兴的事，谈气愤的事，谈得意的事，谈倒霉的事。
然而当我们准备追赶重新开始的生活时，一场新的改革开始了。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已经不年轻了，知识更是不多，住房差，工资少，工作忙，负担重。当我们年青时，国家要照顾老资格的革命老一代；当我们不年青时，政策又开始倾斜年青的一代。所有的好事似乎与我们无缘，所有的改革需要承担的责任、需要付出的牺牲，我们几乎都赶上了。当终于可以开始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我们却要下岗了，退休了！
那些年，“和尚”工作得很努力。从开出租车开始，接着又做调度，后来又担任了车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拳打脚踢，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可是长期的操劳终于损害了他的健康。想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由于工作的变动或是家居的迁移，我们失掉了联系，后来才知道他得了严重的肝炎并因此去世。我猜想，这很可能与他在农场时的辛劳有关。我们很多一起去黑龙江后来回城的知青中，不少人都带着一身疾病回来。无数知青在农村献出的不光是青春，还有健康，甚至生命。
仔细回忆和“和尚”这么多年的交往，好像从来也没有什么大吃大喝，没有什么请客送礼，没有什么相互吹捧。几十年的友情，淡淡的，像水一样，纯纯的，也像水一样。见面真高兴，离开挺想念。唯其如此，才显得无比珍贵，值得珍惜。
图片来源网络
多少年过去了，无数往事已经变得模糊了，然而留在记忆中的“和尚”的模样依然清晰，圆圆的脸，开朗的笑，整天乐呵呵的样子。“和尚”的大气、善良、坦荡、真诚令人怀念，尽管这些美好的品德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大再作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和优秀的标准了。 我怀念“和尚”，朋友们也怀念“和尚”，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
（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编辑：草根作家
